赵登禹“名誉地战死”
在日方保留的战时档案《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南苑附近战斗详报》和《天罗庄战斗经过详报》等文献中，描述了赵登禹将军最后一战的经过。
午后12时40分左右，日军埋伏部队发现二十九军撤退步骑部队进入伏击圈，禁不住“喜形于色”。日军注意到二十九军部队中有三辆汽车，包括两辆卡车和卡车之间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的顶部还覆盖有伪装。据此日军判断这是二十九军的指挥机关。
距离三百米时，日军机枪一起开火，猝不及防的二十九军官兵特别是最前面的骑兵纷纷中弹，损失惨重，队形陷入混乱。
但是，三辆中国军车反应迅速，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开足马力，边射击边向前猛冲，试图突入日军阵地。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应该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此时，敌军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无遮蔽。1937年4月，当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在崂山遭到土匪袭击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警卫人员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来与敌争夺制高点，应该说将军的处置是合理的。
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日军火力远非土匪可比。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七中队和第三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或因为司机中弹，或因为轮胎被打破，或被死亡的马匹所阻，在弹雨下最终都没能冲入日军防线。最近的一辆离日军阵线仅六十米。佟麟阁将军也在此前后战死，被伏击的二十九军官兵失去指挥，遭到近乎屠杀的攻击，日军统计其阵亡在千人以上。
事后，日军发现每辆被击毁的卡车上都有大约二十名殉难的中国士兵，若他们杀入日军阵地引发混战，其他部队或可乘机加入突破，改变战局。
日方档案记述此后仍有小股中国军队曾试图冲入战场。笔者推测，这应该是二十九军残部试图夺回赵登禹将军的遗体，但没有成功。
当日军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发现该车旁稻田的斜面上倒着一名二十九军军人（后推测可能是赵登禹将军的卫士或副官），显系从车中冲出后被击中阵亡。接着日军在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发现遗体的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中队长，大队长。
赶来调查的日军很快在汽车旁边找到了腿部被子弹贯通负伤的司机，据说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根据审问，得知这名司机并非军人，而是美利商会的雇员，该车也属于美利商会，战前连同司机借给赵登禹将军为座车。司机并证实后座上的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日方遂得出结论，称赵登禹将军在此战中“名誉地战死”（即“光荣牺牲”）。由于若干有关报道称赵登禹将军是在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时中炮牺牲的，与此处结论不同，故日军的记录是否正确暂且存疑。但作为日军内部的战场报告，这份史料或有一定参考价值。
赵登禹将军殉国时乘坐的汽车
将军战死后，据考证其遗体先被红十字会掩埋，后被龙泉寺僧人收殓，1946年经在中山公园举办公祭大会后安葬。其墓地在“文革”中一度被毁，将军遗体也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所亵渎，1980年修复，至今祭祀不绝。
看过这些图片和档案后，赵学芬女士拿出若干将军遗物遗墨与大家共同瞻仰。令我吃惊的是，这位善使大刀的将军写得一手好字。
原来，尽管身在旧军队之中，出身贫寒，自幼失学的赵登禹将军并不满足于作一介武夫，而是一生勤奋好学，公务之余练笔不辍，颇得鼓励部下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看重。1934年，看到部下捕捉到两只火红色的小狐狸，刚刚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将军亲自提笔给当时还叫作“万牲园”的北京动物园修书一封，曰：
“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谂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
一句“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令人唏嘘不已。
据赵学芬女士回忆，“我父亲返回河北防地前，见了我祖母最后一面。临行时，他跪在地上给祖母磕了头，又叮嘱正怀孕的母亲要注意身体，然后还抱了抱只有2岁的我和4岁的哥哥赵学武，之后义无反顾地离家而去。”
这一去，将军血战不归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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