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住隔壁受到爱国的启蒙教育
“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很小就有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也是我后来在艰难的抗日征程中，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信念之源”，得知记者要来采访自己的抗日事迹，林协舜老人将一堆资料整整齐齐地摆在阳台上透光的地方，自己则稳稳地在这堆资料旁边的一个小凳上坐了下来。
看过记者递上去的记者证后，林协舜老人朗声地说了起来，“我于1921年7月12日出生在长沙县东乡小苦竹坳，长大后迁居长沙市，住在原寿星街1号，我家的隔壁寿星街2号，就是当时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林协舜回忆说，当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经常做抗战宣传工作，自己就经常去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当时，战事爆发，学校读不成书，我便天天到那里玩。后来，他们要我参加会议，讲如何保卫大武汉等抗战主题。”
70多年过去后，林协舜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原银宫电影院旧址听徐特立演讲的情景。
“徐老激情满怀，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尽管年事已高，林协舜在提到相关历史细节时并无纰漏。资料显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7年12月9日成立，最初选址在长沙市东长街（即今蔡锷中路）徐家祠堂，后移至寿星街2号。在这里，徐特立与王凌波等共产党人，在长沙城里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对于徐特立经常提到的这些话，林协舜仍然记得很清楚。
多次参加会议后，年轻的林协舜决定到延安去投身革命，但不久后到来的一场文夕大火，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从重庆公学投身抗日战场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城里到处都是火光，市民被要求疏散到各地，我当时被疏散到老家乡下，几天后回到长沙时，我家被烧得精光，隔壁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荡然无存了”， 林协舜说，当时满脑子的革命思想，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引路人，便前往重庆，参加重庆士继公学（现重庆理大大学的前身）的考试，最终被录取了。
“因为湖南当时是沦陷区，从沦陷区来的学生一律免费”，林协舜说，家里当时很穷，到重庆读大学后，读书不要钱，所以家里都主张我到这里来读书。
“国家都亡了，读书还有何用处？”在重庆士继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林协舜和他的同学一起，要求报名参加抗日前线。1944年，林协舜先是坐汽车到达成都，随后坐陈纳德的飞机出发。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具体干什么”， 林协舜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头没有说的，坚决不能问，所以直到下了飞机后，才知道已经到了异国他乡，飞机飞过驼峰，到了印度。
“当时缅甸战场撤了一部分部队到印度，再加上包括我们在内的一部分从国内到达这里的军队，重新编了一支部队，并将远征军改为中国驻印军，先后由史迪威和索尔登担任总指挥，湖南石门人郑洞国担任副总指挥。
“到达印度后我们被安排住进兰姆伽远征军反攻基地，在那里接受严酷的军训，那个苦真是没法形容。”
林协舜回忆，当时印度的气温高达40多度，却没有任何降温的条件，每天晚上睡觉时，只得将棕垫和蚊帐打湿，也不管会不会得风湿病。吃的东西除了罐头外就是大象肉，根本无法下咽，最苦还不止如此，“我们每天要搞长达数个小时的军训，如单杠、木马等等，大家都只能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在40多度的高温下训练，很多人因此而病倒。”
“兰姆伽基地原来是第一世界大战时，英国人用来关押意大利战俘的营地，没有想到战俘营此时却成了抗日大本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后，林协舜被指派到汽车学校学习，开GMC10人大卡车。在专业技能学习期间，他见识了美国教练的教育方式，“他口里嚼着口香糖，就坐在讲台上对着下面的同学讲课”，4月6日早晨7时不到，林协舜特意打电话给记者，要求补充相关细节时说，你昨天问到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时，我想了想，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在电话中，林协舜补充道，当时的美国教师完全不象中国的“先生”，大大咧咧的，“居然坐到讲台上给学生讲课，在国内读大学时，老师都是彬彬有礼的。”
由于美国教师不懂中文，上课时还需要配中文翻译，轮到找学生提问时，不会叫学生的名字，而是直接以代号相呼，我的代号是25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协舜用英文告诉记者当时他的代号。
悬崖边到处是摔死的战友和摔碎的汽车
在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后，部队开拨。“当时步兵工兵一起走，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同行，由密支那经过畹丁最后到达中缅边境，度过嫩江铁索桥由保山到昆明。”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前线后备资源的运输工作，不能上前线，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在记者问到是否直接与日本兵交战的细节时，林协舜老人说，由于自己是汽车兵，在战场上没有直接遭遇敌人的经历。
“当时有一项保护大学生的政策――大学生参加革命只能当翻译官、做运输、搞后勤，因而我们一到兰姆伽，他就被分配到GMC（当兵时美国的汽车学校）开汽车，负责运送汽油等物资去缅甸。”
虽然没有直接杀敌，但对日本兵的仇恨却一点也没有因此减少。林协舜坦言，直到今天他仍恨那时候的日本人。
在运送战备物资前往缅甸战场的时候，经常要过一些大山，“当时的交通条件异常恶劣，往往左边是高山，右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稍一不慎就会车毁人亡。当时经过那里时，都能闻到人肉的味道，到处都是摔死的战友和摔碎的汽车残体。”
“当时我们只知道按命令前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战役。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到底经历了多少战役，当时一点也不清楚。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那些战役的名称的”， 林协舜说，1945年8月15日，他所在的远征军直属技术兵团在昆明庆祝日本投降，“那一夜，大家通宵庆祝，没有人去睡觉。”
抗战胜利后，林协舜他报考黄埔军校，并于1947年成为第22期学员。1949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到台湾台北长官公署，“这个时候，我在重庆遇到宋昭阳（宋楚瑜叔叔），他对我说，你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你去了台湾，你的老娘就没有依靠了，劝我不要去台湾。”
此后，林协舜来到云南，并于1949年12月9日晚参加起议，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士兵团任教育参谋，参加西南剿匪，1951年，林协舜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
为区别于“黄埔”， 林协舜与同学们称这所军校为“红埔”。他认为：“黄埔注重军事，而‘红埔’更注重政治。”
从军事学院毕业以后，林协舜转业回到长沙，成为当时少有的高级工业管理人才。不久，他再一次响应党的号召，作为高级技术人员支援新疆，一去就是20年，直至1976年回到家乡长沙。
最怀念那个推磨的人
林协舜的妻子是湖南长沙人，与林是农村老乡。林协舜结婚以后，先后生了七个子女，家庭负担日惭加重，而妻子没有工作，全部负担都落在了林协舜一个人身上，他惭惭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
“正在这时，上头有一个政策，说是援疆的人可以带妻子同行并安排工作，一方面，我想去边疆参加祖国建设，另一方面也是生活压力寻求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踏上了前往新疆工作的征程，并很快在新疆跃进钢铁厂安定下来。”
1976年，林协舜的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经组织批准，林协舜提前退休回到长沙。回到长沙后，林协舜长期担任长沙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为和他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老兵们服务。
“2002年，我爱人因肺癌去世，那个为我推磨推了55年的人走了。”
说到这里，年高九旬的林协舜老人动情不已。他称，妻子为他操心了一辈子，两人相濡以沫55年，就象一个推磨的人，实在推不动了，她就走了。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她。
目前，林协舜蜗居在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中，虽然看上去精神还算健朗，但身体多处惹疾，生活不能自理。
“我现在有肺源性心脏病，前列腺炎，肝贤功能不全、咽喉炎，白内障等等”，林协舜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跨省医保问题不能解决，门诊住院都要拿现钱才能进去，而寄到新新疆又有很多费用不能报销，所以很多时候，有病也不去医院，就在家扛着。
罗玉明说，“林伯伯虽然有七个子女，但条件都不理想，爹爹从不向他们开口要钱，就连自己的工资，也都是从老人不足2000元的退休工资中开支。为了节省费用，两人的生活费每天固定为12元钱”，罗玉明自解道，“我反正是糖尿病人，吃不了好的东西，主要是吃小菜，但爹爹是正常人，他也只能跟着吃素。”
罗玉明称，每年陆续都有一些志愿者或好心人提着一两百元的东西来看他，也有志愿者定期为其捐款，深圳的一家单位每年都有6000元补助给老人。附近育英小学有一个姓杨的老师，有时候会用她自己的医保卡，从药店里为他刷来一些急需的药品，带着四五个学生来看他。
“我现在是贫病交加，压力很大”， 林协舜老人在记者结束采访即将离开时表示，希望他的情况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为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本报也呼吁，社会各界对这些曾经为我们民族的独立而贡献过青春与热血的高龄老人奉献力所能及的爱心，尽力让老人们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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