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歼20运20歼15三位总师同出自一个宿舍(图)

　　头发有些凌乱，白发显而易见，这个黢黑的陕西汉子看起来有几分像老农，“微信”中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耕夫”。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54岁男人，主持设计了“运-20”、“新飞豹”等多型中国空军主力战机。他就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唐长红。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他。

　　一口关中口音的唐长红说话语速颇慢，往往沉吟半天再开腔，35年的航空工业实践，养成了他沉稳的气质。飞机多少会带有设计者的个人色彩，他设计的“新飞豹”等型飞机在部队赢得了“皮实”、“高可靠性”的评价。唐长红这个人也很皮实，他说：“经得起折磨，这是我们做装备的人必须做到的。”

　　这个关中娃有很长一段青春留在了农村，白天修路、打土坯，晚上挑灯看书，朦朦胧胧地憧憬着“要干造原子弹的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命运由此改变。回首过去，他说，那个年代锤炼了我克服困难的意志。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跳槽，对于您这样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干到老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唐长红：大城市、小城市，各有各的好，得看你感兴趣的工作在哪儿。比如我所在的阎良，城虽小，却航空工业密集。说心里话，30多年里，面对诱惑，我有很多次离开的冲动。比如下海潮时，“造飞机不如去养鸡”。可当真要选择时，我有很多舍不得：舍不得航空，舍不得所学；我甚至有一种恐惧，恐惧自己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的高度，是不是在新环境下还能达得到。我曾看到我同学发的一段微博，他说，他虽然没在航空业坚持下来，但看到留下来的我成了班里的代表，他为我骄傲。他说得对，贵在坚持。

　　记者：您当初为何选择西工大飞机系？

　　唐长红：那是阴差阳错，我是被调剂到这专业的。我当时更希望做画家或大夫。

　　那时候老师对我们期望非常高，巴不得你明天出去就能担当重任。我的导师是刘千刚教授，他当时都快60了，可每晚都两三点才睡。毕业后，他还继续给我很多教导。我到单位以后并没有做本专业，而是被分配到颤振专业组，他鼓励我，如果我在工作以外花3年学习，完全可以再学门专业。

　　记者：从不那么熟悉的领域起步，您会觉得吃力吗？

　　唐长红：有学必用是不可能的。先得服从，更重要的是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记者：去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符合您的人生规划吗？

　　唐长红：确切地说，那时是稀里糊涂的，谈不上规划，我走过来都是前辈拉扯过来的。

　　我当时并没觉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是枝枝节节把我逼到这条路上了。同理，我也没想着高学历有助于后来当官。但所领导后来告诉我，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理解是，只要你有能力，就该出那份力气。

　　记者：硕士毕业时您正好30岁。三十而立，您当时有什么体会？

　　唐长红：我很不情愿离开学校，因为我在北航最大的体会就是，要从事飞机设计，有很多我压根儿不懂的需要学，你不免会感到一种无知甚至无能。我相信很多设计师和我一样，等到要解决问题时，会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

　　刘千刚老师期望我每年读一本专著，直到我有了小孩以后，他还会检查我是否读书。当选院士后，我受邀回母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师汇报，我每年起码读一本专著，几十年来从没间断。”我常觉得，如果今天没懂点东西，就算白过了，所以哪怕睡前读一小时书，也算没落后。学无止境，不管是哪方面的学问，都会对工作有所教益。要把事做得更“美”，而不是更“对”――对是基本，美是一种更高要求。

　　记者：您4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新飞豹”的总设计师，成为当时业内最年轻的总师。

　　唐长红：人生会有很多很难把握的机遇，但是没有很难把握的自己。那时，很多人对我寄予期望，这让我压力很大，我只想着，要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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