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棱角的个性
多层面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何畏性格的复杂性。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当时中国军事院校最高学府--黄埔军校得到严格的军事专业培训以及后来权重一时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何畏个性的坚韧性直至于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某些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上表现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执己见。
关于何畏暴烈的性情，笔者从史书择其一二，从另一个侧面窥视这位红军将领的性格：
红9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当时的作战科长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也是牛脾气的周希汉不服气，当场和他顶了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红9军军长、独臂将军何畏尤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儿盖兵谏”足见何畏性格的刚烈无羁。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散会后，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
何畏不分情面，认死理，在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新近热播的电视到连续剧《强渡嘉陵江》中，有这样一段剧情：时任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上山打猎。许求猎心切，结果误杀了群众的一只狗。何畏十分不高兴，对许扔下这么一句：“你怎么杀死了老百姓的狗呢？”并把这事捅到张国焘那里，要求严肃处理。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那就是为友人、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铁肩担道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360页）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在延安，“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批判张国焘运动―笔者注）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
客观地说，何畏这些性格，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
又如，《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载之：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刘伯承）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决不会拿个人好恶、恩怨带到工作中去。对此，莫文骅将军在其《莫文骅回忆录》中回忆道：“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海南原隶属广东省 --笔者注），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但是，何畏从大局出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何畏对党是胸襟怀坦白的，是有勇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评的勇气。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张国焘、周纯全等相继表了态。何畏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有位哲学家说过：播种一种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也许，正是何畏上述多棱角的性格，使他在延安党内发生争端之时，宁折不屈，最后痛苦地选择了离开，以致于酿成了后来令自己和后来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四、张国焘的心腹将领
关于张国焘与何畏之间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史书和资料，得出了下列两个结论：
张国焘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永垂史册。至于他作风专横跋扈、在党内拉山头、树亲信等，与其他的贡献相比，与他爱才、惜才、用才的智慧和韬略相比，这些永远是次要的。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也是靠自己的才干、忠诚、贡献直至流血负伤才到达他的人生辉煌：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
大量史实表明：何畏是张国焘的爱将、心腹：
只要是考虑组织和人选安排问题，何畏必定进入张国焘的视线。在毛儿盖会上，在张国焘的力争下，中央也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政治局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同时还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如，红四方军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第九军。此时，张又力举何畏任该军军长。
对于一些难办或别人不愿意办的事情，张国焘总是让何畏去办。丁森在其《评中文艺代表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对刘实在无奈，当即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去办。何二话不说，就把余抓了起来。
《强渡嘉陵江》电视剧披露了一个历史片段：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推进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对徐向前越来越不听指挥的行为深为不满，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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