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将军，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体弱多病，但记忆力却极好，对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记忆犹 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造反派蓄谋抢劫解放军的武器仓库、包围国家战略储备油库之时，周恩来总理迅速采取行动，亲自给胡炜下命令，两次指挥、调动解放军有关部队，及时制止了两起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保护了国家财产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安全。当时身为解放军某军军长的胡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和具体指挥者。近日，胡炜将军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陕西省形势紧张，周恩来派出专机接胡炜进京。在向大家作介绍时，周恩来说：“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
胡炜，1920年生于河南省新蔡县一户富裕农民家庭，6岁上学，1933年考入河南省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名为开封初中），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活跃，是开封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干事、指导员、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41岁。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2月15日，原属于北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转隶兰州军区，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军部驻地也由太原市移至西安市。
2月22日夜，军部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2月23日晨乘坐专机前往北京领受任务。
次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京西宾馆举行。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11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也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
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总理的指示，第二天，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3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胡炜以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西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40余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介绍说：“为了稳定形势，中央决定派××军到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今天××军军长胡炜同志也到会了。”
胡炜站起身，向周恩来和大家敬了一个礼。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军到陕西省以后，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为军队着想，为军队进驻陕西以后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谈到陕西省的形势时，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40多位群众组织头头。他虽然语气温和，娓娓而谈，但言语之中又透着几分严厉：“你们把西安的形势搞得这么乱，光讲自己正确，光想压制别人，这算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选两派群众组织要整风，大学要搞军训。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克服自己的问题，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让生产停顿！
接见结束以后，胡炜回到了京西宾馆住处。深夜12点钟，他正准备休息，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要他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说总理要再次接见他。胡炜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胡炜看到，除了他，一道参加接见的还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
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
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几天内受到周恩来三次接见，胡炜觉得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统一驻陕部队（包括省军区、野战军、空军等）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齐心协力，一道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以利于陕西省局势的稳定，迅速恢复生产。胡炜和参加接见的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总理的指示都表示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落实。
在江青“文攻武卫”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鼓动下，渐趋稳定的形势重新紧张。一造反派阴谋抢劫解放军武器库，周恩来向胡炜下命令：“你要派部队加以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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