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的争论给彭德怀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断断续续召开了为时43天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发难，加之受到中共整风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影响，转变为一边倒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议将批彭的锋镝指向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将彭德怀传达过王明的讲话批评为执行王明路线，将彭的工作失误批成错误路线，将彭与毛泽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现否认一切的极不正常现象，连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也成了“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彭得华”的名字，被“上纲”为包含着政治上的狼子野心。百团大战更成为批评的焦点。到这个时期，对于大战的批评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而是根据后来变化、发展了的情况，以苛求的态度作出难以服人的攻击。如 “百团大战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战的动机不纯，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挥鲁莽、蛮干”等，有的还扣上吓人的帽子。
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经过后来时局的发展，才能看得比较真切。华北座谈会在百团大战问题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是有失公道的。华北座谈会虽然对批评彭德怀的那些东西没有作出正式结论，但这次会议对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生涯起着重要的潜在影响，为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罹难播下了种子。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百团大战曾经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到头来却被批得一钱不值，还被扣上了无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然想不通。因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最初是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提出来的，尽管以后那些越来越走样的东西并非刘伯承所讲，但彭德怀对刘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不能说成是突如其来的。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中共中央大为警觉。《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毛泽东也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反对教条主义。”同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告诫全党：“要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
无须隐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学习苏联问题上我们确实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先是学习苏联的“一边倒”，各行各业都聘请苏联顾问，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军队方面更是以学习苏军经验为主。1957年后，又出现排斥苏联“一边倒”，把照搬苏联一套的情况统统斥之为教条主义。军事工作和军队建设在历史上向来与苏联有着特殊的渊源，因此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办学的刘伯承，被推到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口浪尖。
1950 年7月，被毛泽东赞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候，共产党人楷模”的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6年多的呕心沥血，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有人写信到国防部、中央军委，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太紧张，“三堂会审”式的考试太严格，有3名中将衔的学员因为读书嘴都念歪了。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军校中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作为当年工作组成员之一，中将张震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了调研的情形。他与贾若愚为一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对学院的严格课业制度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教学抓得紧，学习上有压力是正常的，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与教条主义挨不上边。他们与三个念歪了嘴的中将学员之一肖文玖作了交谈，肖说他在读课本时把嘴念歪，是学习上不得法，与教条主义没有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材，对每个学员都很好，不存在领导方法的问题。
然而，国防部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张震、贾若愚的看法大相径庭。由彭德怀签字的结论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 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报告在中央军委由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参加了。萧克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把南京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不合适。然而，萧克的意见不但没有起到一点拨正效果，还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此时的训练总监部，在彭德怀眼里已是问题成堆，已经传出了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在一个公开场合曾一锤定音地说到过：“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
萧克在获知这些情况后，对彭德怀这样表态很不赞同，联系到彭对南京军事学院的不恰当论估，就写了一封信与彭德怀交换意见。不料这封信成了他“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了，挑到彭总头上了”。
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
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名字。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扩大到师一级。 6月20日，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另有列席代表438人的大会正式开始，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如果说彭德怀在会议上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那么，刚在八届五中全会进入决策中枢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则以扣人心弦的讲话掀起了斗争的高潮。他神情颇为激动地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而只列为参考资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者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是不点名的点名。
6 月23日，正值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对于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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