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真研究过周恩来于1月21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彭德怀不明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战后，彭德怀对刘伯承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这样的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增加了几分恼怒。
彭德怀在军事理念上把刘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条主义的干将，的确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事实上，刘伯承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之后，当初发表针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心地和动机是希望红军能够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军事阅历，一贯重视部队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然而，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最终获胜等铁的事实，让他认识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从10万到40万兵力的“围剿”，完全来自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他的反公开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机会，就主张把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中，力求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1934年5月10日，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呼吁般地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人战斗。 9月10日，他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以更深的认识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刘伯承对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红军特点和苏区战争规律，只会“图上作业”的瞎指挥非常反感，在职权范围内屡屡纠正李德的错误部署，以致于洋顾问对他非常恼火，甚至当众讥笑他，说他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还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事后不久，临时中央又免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遗憾的是，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刘伯承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前嫌，性格倔犟的彭德怀也未能寻机与刘伯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转折。为抗击外敌入侵，拯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承诺取消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名义，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在这场历史的嬗变中，与在中央苏区相比，彭德怀与刘伯承的职务发生了一次置换：彭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则是一二九师师长，昔日的上下级关系颠倒着变化了一下。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刘伯承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为着民族抗日救亡的事业，竭尽了全部的忠诚和智勇。一个作为副帅统揽全局于内，一个作为主将领兵作战于外，相互间的服从与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彭德怀曾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视察工作，传达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与对敌军事部署。1943年9月间，彭德怀与刘伯承奉命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中央第二期整风运动，两人曾在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相遇，尔后由八路军同蒲支队一个连护送，夜间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一路上晓宿夜行，在和谐的气氛中相处了八九天。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个性上的殊异―――一个有着含而不露的儒雅之气，另一个是耿介刚烈有余而恭谦礼让不足，两人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好好沟通，错过了相互消除隔阂的最佳时机。
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歧见，出现在两位八路军主将之间。事情是由刘伯承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1944 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怀策划并一手指挥的一个区域与时间跨度很大的战役。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在广大民众的配合下，经过连续3个月的艰苦作战，歼灭日伪4．3万余人，拔除敌方大据点近300个，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公路、铁路交通线，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向西北、西南进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协的逆流，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为正面作战的八路军主力，担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与其他部队相比，兵力损失较大，而且有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具体地说就是由于彭德怀一次横蛮指挥造成了一二九师不必要的损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一二九师的6个团在彭德怀严令下汇集蟠龙镇关家垴，围歼日寇冈崎大队。该敌窜至黎城的黄崖洞山谷时，部分破坏了八路军兵工厂，令彭德怀怒火中烧，决定下狠心全歼这支恶敌。扼守关家垴的600余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压制了一二九师部队的多次进攻。彭德怀愤怒不已，下令再次强攻。刘伯承急了，在电话里说：“彭总，不能这样打，这种攻坚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们。”彭德怀在电话的另一端则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现在拿下来！”刘伯承来火了：“你这是赌气，蛮干！”彭德怀听了也咆哮起来：“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说罢扔下了电话筒。刘伯承这时也非常气愤，泪水都溢出来了：“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有办法。”在彭德怀的指挥所，左权严肃批评了副总司令。彭德怀后悔不已地说：“打完了仗，我向他请罪去！”
一二九师部队反复进行了十几次冲击，以不小的伤亡攻克了关家垴，基本歼灭日寇冈崎大队，但伤亡也超出了日寇数量。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彭德怀见到刘伯承时，握着他的双手满怀歉疚地说：“伯承兄，小弟向你赔罪了。”刘伯承语言有些颤抖地说：“彭总，别这样说……”战后，尽管刘伯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及百团大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这是党内军内在正规的场合首次对百团大战作出的批评性评论。对于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毛泽东也曾作了喝采，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电报：“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提出意见，其评价的性质当然有所不同。二是刘在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在这种转型时期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毛泽东对此是有看法的。因此，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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