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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