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盟抗日（1941年12月―1944年9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推动了美国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制定了它的战时对华政策。为使中国政府能更积极有效地组织对日作战，牵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制日转到结盟抗日。具体说来，美国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首先，建立中国战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使中国抗日战争正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远东地区反法西斯的主战场的作用，美国建议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总司令。其次，改编和训练中国参加与美联合作战的部队。先后把中国参加缅甸战役的一部分远征军训练和改编为中美联军；把原属于中国空军建制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并入美国陆军建制，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又与中国空军混编成军。同时，美国还为中国训练了大批军官。最后，美国与中国加强情报合作。为此，1943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第二，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中美结盟后，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数额。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5亿美元，超过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贷款总数的两倍，而且未规定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租借物资的援助。根据1942年6月双方签订的《中美租借协定》，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8.46亿美元，其中除2000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都是无偿赠予。[10]P（1069）
第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与中国合作抗日，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在1941年12月―1941年1月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将中国列入《联合国家宣言》4个领衔国之一，与美苏英并列。1942年10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于次年1月与中国正式签订新约。10月，不顾苏联反对，支持中国作为《世界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11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11]P（448）
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结成抗日同盟，既有短期的考虑又有长远的打算：短期来看，为了进一步实施它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联合作战，让中国顶住日本，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以解除美国以主力对付德、意的后顾之忧。
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从美国战后全球战略来考量的。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是大国主导体制。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起支配作用。在大战时期，在英苏间出现分歧时，美国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果战后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又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就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了。因而，美国力图通过战时与中国的结盟关系，增强对中国影响，为其战后的全球战略服务。
尽管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把中国当成与其它大国平起平坐的一员的，更不用说与美国了。如：中国抗战时间最久，但获得的租借物资却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还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不仅如此，当时给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手中。[12]P（602）再如，1945年2月，美、苏、英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秘密谅解和妥协――《雅尔塔协定》，是以牺牲中国部分主权利益为交换的。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13]P（277）
当然，美国试图通过战时的援华、结盟政策扩大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目的是达到了。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对西方大国采取的是平衡战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寄希望列强调停中日间的冲突，但列强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使国民党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后经过一年对列强对华政策的观察，蒋介石政府得出结论为：“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14]P（973-974）从1938年10月起，蒋介石政府把对美外交作为主攻方向。
四、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1945年8月）
1944年9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日本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对美国来说打击德日两国都将成为过去时，战后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则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再次调整，美国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为了使中国战后的发展局势更有利于配合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开始介入国共两党的矛盾，在调处国共矛盾的过程中，美国逐步确立了“扶蒋反共”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交往和接触都很少，双方互不了解。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蒋介石政府反共倾向的日益显露，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局势。虽然美国还只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跟共产党也没有太多的往来，但美国为了使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致因中国内耗而削弱，采取促蒋联共抗日的政策。中途岛战役结束后，日本侵略势力节节败退，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而战后远东地区新秩序的安排成了美国决策者考虑的重点。此时的美国不再强调中国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侧重于使中国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地带，以便自己控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因此，美国政府在考虑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时，一些人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将必然会胜利”。[15]P（206）但是，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国民党显然要比共产党可靠些。蒋介石毕竟是美国的老关系，在中国造成了美国“花了两个世纪才得到的成就”[16]P（122）。1944年9月，赫尔利受命来华协调蒋介石、史迪威的关系，使美国战后对华政策初见倪端。后在美国国内战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扶蒋反共政策占居上风。
抗战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逐渐向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也在由战时的短期政策向战后长远政策转变。如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希望战后亚洲出现一个能牵制日本和苏联，同时亲美的中国。美国政府认为，扶持蒋介石政府最符合美国战后的国家利益。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另一个原因，跟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有关。从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它。苏联社会政权刚刚诞生时，美国等西方列强为首的协约国就对它发生了三次围攻，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之后，又对苏联长期实施制裁。在20世纪30年代，德、日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又对法西斯分子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把法西斯这股祸水“东引”或“北引”，借德日法西斯之手消灭苏联。当美国认为法西斯势力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超过苏联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时，美国只得与苏联联手共同打击法西斯势力，当世界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外交战略中反共因素又上升起来。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必然会对其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按照美国政治家一般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同为共产党。一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其政治态势必然亲苏。而国民党虽有众多让美国不满意的地方，但与共产党相比，美国还是宁愿选择国民党。
当然，美国这时“扶蒋反共”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在国共争端中片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但是，这一政策给战后中国的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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