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二：暴力恐吓
政治宣讲攻的是心，暴力恐吓折磨的则是战俘们的肉体。台湾方面的特工自介入战俘遣返问题之后，最积极的一项暴力手段，莫过于给战俘们刺字。几乎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回忆战俘营生活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或者战友被强迫在身体各处刺上“抗俄反共”、“杀朱拔毛”一类的标语。因为战俘营内部名义上虽然“自治”，但很大程度上被台湾特工控制，故而这种刺字活动进行得相当普遍。以至于在进行正式“甄别”前的1952年4月6日，中方要求联合国军方面对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读由彭德怀、金日成联合署名的《四六宣言》，特别明确承诺对志愿军战士被刺字一事绝不追究。
几乎所有选择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谈及战俘营里的肉体折磨与暴力恐吓时，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李大安”的人。和谭兴东一样，李大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他是驾驶着卡车穿越前线主动投降联合国部队的。李大安的生平资料很贫乏，综合各种回忆，仅可以知道：他在解放前是东北国统区的一名警察，因为懂得开车，1949年被招收到了共产党部队的卡车运输队，51年随其所在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李大安被送入战俘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让他使用暴力恐吓志愿军战俘。
在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的回忆里，李大安的形象高度一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恶魔。譬如，第六十军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瑞如此回忆道：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战俘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文身。一些战俘拒绝文身。为了杀鸡吓猴，一个早上，李大安召集了所有人到训练场上开会。在5000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文身的人。一些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殴打，而同意文身。一个叫林学普（编辑注：即前文提到的“林学逋”）的战士，始终拒绝文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文身还是不文？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文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李大安的残忍可以在其他许多志愿军战俘的回忆中得到更血腥得佐证。事实上，当时在战俘营内执行此种残忍暴力恐吓的，远不止李大安一人。譬如：据志愿军老战士徐寿田、臧根旺回忆：“要‘甄别’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为惊慌。俘虏官们加紧了‘写申请到台湾’、‘刺字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叛国勾当。‘刺字’，首先从大小俘虏官开始，不刺者，罢免官职，接着就是遍及各小队了。并扬言，谁不刺字就打死谁。3月的一个晚上，小队长马占奎，强迫一个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详）刺字，岳说：‘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刺字’。敌了为了杀一傲百，将岳押到中队部，在夜探人静时，用尽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岳处死，并当众宣扬说：‘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这个马占奎，生平资料不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样不是真正的战俘，而是主动投降了联合国军。
李大安们的残忍，一方面是为了恐吓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延续。赵佐瑞回忆说：“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差点昏了过去，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在战俘营里逐步升级。”（《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
志愿军战俘吴春生在战俘营里绘制的描绘李大安杀害林学逋的漫画
反击：“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确如绝大多数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所回忆的那样，台湾方面扶植的“干部”如李大安、马占奎一类人在对战俘营的控制上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军看守的支持，美国陆军老兵巴德也不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和战俘里共产党员数量的稀少有关，据赵佐瑞回忆，“中共党员在中国战俘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但作为战俘营里“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书记，赵佐瑞提出的斗争目标是：
“当中朝代表团在和平谈判中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的时候，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一些战俘可以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战俘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如何“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这方面已经公开的回忆资料相当之多，尤其是对战俘营里的各种“地下党组织”及其串联、组织活动的回忆，已经相当详尽，此处不再赘述。但这些回忆资料很少提及的一点是：这种“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的活动，所采取的手段也相当暴烈。美国陆军第四十五师师部公共信息员、中尉彭德尔顿・伍斯德曾回忆说：
“1952年初春，韩国有关战俘暴乱的新闻一传出，我便到美军在釜山附近巨济岛的战俘营。当时这个战俘营已变得无法控制了。共产党军队的战俘们将餐具做成刀，使其可以作为在营地中打架的武器。在封锁线里面和铁丝网内，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地下法庭’，严刑拷打，并且惩罚、甚至屠杀自己的狱友。……我看到在监狱外的墙边有一个排的官兵在挖沟。我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挖坟墓。他们把尸体裹起来，放在坑里掩埋。这是很多具中国和朝鲜战俘们的尸体。据说他们都是被‘地下法庭’审判后，在这里处死的。”（《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
陆军老兵巴德也有与伍斯德相似的回忆：“巴德认为这些人（被俘中国军官）与大多数士兵不同是，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即使被俘，对中国被俘士兵还有威慑力，中国士兵都害怕自己的长官。……据巴德所述，因为美军需要调查那些带头反抗的，就可能需询问那些愿意配合调查的中国士兵，有些对美军表示友好或者是配合美军询问的中国士兵，就会受到中国军官的威胁、打压、甚至伤害，这些人在中国战俘领袖看来就是告密者和叛徒。巴德给我讲了一个事例，……曾经有一个中国军官战俘在另外两人的协助下，杀害了另外两名配合美军工作的中国士兵战俘。美军就此进行了调查，并把行凶者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巴德说，主要行凶者估计是名少校（当时志愿军没有军衔，根据巴德的描述，笔者估计应为连级或副营级军官），两名协助者是中尉（估计应为排级或副连级军官）。我接着问，审判结果怎么样?巴德说，他不参与审判，最终结果他也不知道，但不至于杀掉他。”（（《朝鲜战争美军老兵回忆中国志愿军战俘问题》，采访者：刘磊））
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极少提到这些战俘内部的杀戮。不过，作家靳大鹰在其《志愿军战俘纪事・续集・生命只有一次》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在战俘营里，告密者是最遭痛恨的。丁先文曾经亲手扼死过一名告密者，南阳珍曾把一名告密者埋在地铺下面，自己在上面睡了两个月。曾德金也曾亲手用棒子打死过告密者……可是，在回国后，他们被‘集中学习’，而要求互相揭发问题时，他们又都揭发过―同患难的战友，后来他们坦率地承认这些揭发是‘不妥当的’、‘不对的’。”
地下党组织对战俘还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据志愿军老战士王二根回忆：“虽然这里（巨州岛战俘营）的战俘都是要回大陆的了，但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放松警惕，生怕有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改变回国的主意，于是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了纠察队，我都参加了。纠察队分四个班，有40 多个人，其任务就是暗中监视那些被怀疑为意志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在他们被派出去做苦工时，纠察队总要想办法派几个队员一同到工地上做工，悄悄监视他们的行动。”（《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王二根/口述 李文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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