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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