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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叛徒屠杀200余地下党 毛人凤:比我还狠(组图)

www.sinoca.com 2012-08-04  千龙网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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