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8年张学良回忆材料中“后悔”的说法基本不可信
其实，张学良在前两个回忆材料中表示出的所谓“悔意”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撰写的，虽然张学良声称自己“不说假话”，但当时其对获取自由尚存希望，不免有迎合蒋的意味，特别是反共的态度，几乎完全就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于上述张学良回忆材料的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过程中蒋介石和蒋经国对内容的干预甚至直接删改，杨天石教授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和杨奎松教授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两文曾做过详细的介绍，应该说，虽然这两份材料中对西安事变的事实介绍大体属实，但其中的“忏悔”部分，恐怕不是张学良的真实想法。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说：“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可见张学良本人对这两份材料的作用心知肚明。（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因此，仅根据这几份材料就说张对西安事变心生悔意是站不住脚的。
但于凤至说张学良后悔送蒋回南京还是可信的，因为张学良对日本有国仇家恨，终其一生都坚持抗日，但因送蒋回南京被软禁而无法参加抗战，后悔也在情理之中。
二、张学良晚年对西安事变的心态很复杂
那么张学良是否真的后悔过发动西安事变呢？其实，张晚年对西安事变的心态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地说他后悔了或者不后悔。
对于西安事变：坚持自己没错，但承认方法欠妥
除了上述材料之外，从张学良遗留的大量文章、日记、回忆录和采访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对于西安事变，张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尽管在某些场合他承认扣押蒋介石方法欠妥。
1、张学良被软禁在大陆时就坚持自己没错
1936年12月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被押上军事法庭受审时，就只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文集》（2），页1111）。
1947年，张在凤凰山幽居期间，对前来探望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P416）
2、赴台被解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多个场合说自己不后悔
上文提到，在台监禁期间张曾写过几份忏悔材料，但由于是遵照蒋介石旨意所写，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非其真意。
而在张学良1980年代末恢复自由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坚称自己没错：
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94）
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42）
可以说，张学良在可以自由发言时从来没有承认过西安事变有错，也根本没有表示过后悔。
3、他承认自己“以下犯上”不对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唐德刚说，他承认西安事变中自己作为部下“以下犯上”是不对的，应该被枪毙：“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也就是说，张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确违反了军法，应该接受惩罚。
关于联共：张学良始终认为与中共合作没错
对于与中共合作一事，除了上述“忏悔”材料中认为自己“被利用”之外，在其能自由发言时，张学良都坚持自己与中共合作没错，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1、与中共合作是为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是比较痛恨打内战的。他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晚年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上面所谓的“忏悔”材料也提到，中共正是抓住了张学良这个心理对其进行统战的。他在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所以他谈西安事变时说：“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他认为，自己跟蒋介石的最大冲突就在这里：“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有人问到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最终“安内”。（《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11）
同时，张学良认为中共是真心顺应民意主张抗日，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本人对日本有极深的国仇家恨，他曾说：“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所以他坚持认为为了反内战和抗日与中共合作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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