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打土豪发生恶性抢劫 连老百姓的猪肉都提了

　　尽管此事郭洪涛在回忆录中没有记述，但根据朱理治的回忆，郭洪涛的确给中共驻北方代表写过反映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存在右倾问题的信。朱理治回忆说：“1934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执行的是立三路线。中央孔原同志(简称”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

　　可见，从1933年11月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一直到1935年5月郭洪涛给中央北方代表的秘密报告，都是反映和批评陕甘边苏区与红26军存在所谓的右倾错误的。这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一些领导人形成了一种看法，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苏区执行的是右倾路线，红26军是一支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军队，必须派人去解决红26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

　　中央代表的到来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永坪镇。朱理治到达后，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传达了临时中央、北方代表给陕北的5份指示信。指示信认为“陕甘党内存在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朱理治还作了一个报告，提出“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据说该报告是郭洪涛起草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受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嘲弄和抵制，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刘志丹的嘲弄可能激怒了中央代表和郭洪涛，以后的类似会议没有让刘志丹及其支持者参加。

　　9月，再次召开了一次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和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马明芳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会议对陕甘党存在的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清理，“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地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案》)

　　根据“中代”的指示，朱理治对陕甘边的右派问题进行了考察。他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到陕甘边苏区帮助工作。他们到陕甘边后，给朱理治写了一个关于陕甘边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刘志丹领导陕甘边在“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不仅恢复了26军，还给27军很大帮助，但地方工作的确有些问题。”“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配，地主很猖狂。”

　　9月，从上海来的聂洪钧也到达陕北，他对陕甘边的印象是：“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他的包庇;……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26军全军覆灭;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从以上两人回忆来看，他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陕甘边和红26军存在右倾问题。

　　张慕陶、张汉民因素和肃反

　　前文提到关于刘志丹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都与一个叫张慕陶的人有关。张慕陶，陕西旬邑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1931年春，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党籍，接着在天津被捕。1932年9月出狱恢复党籍后，被中共中央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任中共特委书记，后因与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并定性为反革命右派。

　　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曾一度进行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因此在1933年以来的中共的一些涉及张慕陶的文件都称之为“反革命右派”。因张慕陶是陕西人，又曾经担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职务，陕甘边和红26军又直接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许多人与张慕陶有着同乡、上下级关系。因此，张慕陶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后，陕甘边与红26军的反右斗争主要是清除张慕陶的影响。朱理治到陕北时，张慕陶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张慕陶派通讯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各方面的警觉与怀疑。朱理治感到问题很严重，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肃反的一个主要诱因。

　　对陕甘边进行肃反的另一诱因是张汉民事件。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任职，先后担任杨虎城的卫士营长、警备团长、警备第3旅旅长，“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搜集军事情报，支援陕甘游击队，掩护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往陕西开展工作。”1934年底，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活动在鄂豫皖的红25军长征到达陕西，为同红军建立联系，杨虎城指派第17路军张汉民警备第3旅跟随。不料，1935年4月9日，红25军在位于蓝田县的九间房设伏，全歼跟随的张汉民旅，并俘虏了张汉民。在审问张汉民时，红25军主要领导人“从张汉民处知道刘志丹、高岗和张有联系，从而怀疑刘、高和红26军干部有问题，种下了后来陕北错误肃反的一条根子。”因此，张汉民事件为红25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进行肃反起了催化作用。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长征达到陕北，17日，在永坪镇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议题是开展反右倾，主要指红26军和陕甘边工作中存在的右倾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重地打。……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关于红25军到达陕北后肃反的开始，朱理治回忆说：“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问题，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问题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25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汉)民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17路军警卫旅长，红25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许多人到26军。因此，又怀疑26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25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楚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

　　上述一切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使刘志丹冤案成为历史的必然。(黄正林，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