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时值春节临近，陕北红军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04-0第RB22版，作者：黄正林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运动，关押了刘志丹等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关于这次悬案，中共中央先后做过4次结论，而且每次结论都有所不同。在50年时间内，足见其复杂性。现有的各种出版物在谈论刘志丹冤案时，只就事论事，简单地把刘志丹的冤案与王明“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那么，刘志丹的冤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三嘉原事件”
1931年8月，刘志丹在陈珪章部兵变失败后，与马锡五到了甘肃庆阳南梁。南梁活动着几股农民武装赵连壁、贾生财和杨培胜，刘志丹与他们联系密切。9月，刘志丹指示杨、赵、贾三人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游击队分三个大队，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共300余人，200余支枪。这就是刘志丹最早活动在陕甘边组织“南梁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同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共产党员20余人为骨干，在孝义县宋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10月，与杨琪、师诸杰等领导的山西商贩队会合后，被陕西省委命名为陕北游击队。
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是流氓无产者、烟贩，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无组织、无纪律，与中共建立红军的理念相距甚远。因此，在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过程，是不是打出“红旗”，主要领导人分歧很大。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就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阎红彦说刘志丹不同意立即打出红军的旗号：“尽管有了省委的正式指示，但是志丹同志仍然不同意打红旗，他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怕红旗引起敌人马上来进攻站不住脚;一是打红旗就得改造部队，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
另一种是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信中的说法：“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充满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这支初建的部队成分不纯，与中共要建立人民军队的宗旨相差甚远。尽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在两个支队中也建立了支部。
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谢子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着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
在争吵中，队伍到了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
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刘志丹未让参加)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2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就在2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师诸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刘志丹也离开了部队，去了陕西省委。
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这样成分组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的改造，纯是幻想。因此决定工作：第一，首先将第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赶出部队，然后渐次肃清，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觉悟的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完全解决。”可以看出“三嘉原事件”刘志丹部被缴枪之事，是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的。
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三嘉原事件”后，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刘志丹被排斥在游击队的领导之外。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衡(后来叛变)到根据地组建红军。在成立红26军时，杜衡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原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种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后来，在王世泰等人的坚持下，刘志丹以挂名政治部副主任留了下来，谢子长、阎红彦逼迫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中共陕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并同意杜衡不切实际的关于在渭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红26军的军事计划。由于杜衡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导致1933年6月，红26军在关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叛变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涉及到红26军的问题。报告批评了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不完全对，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如前文所言，部队的成分不纯，成为杜衡排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的主要借口，也被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从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该报告给中央造成的印象是红26军是一支执行“右倾”路线的军队。
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的叛变遭到破坏后，使红26军与上级关系断绝，也给红26军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红26军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不仅使红军力量得到了壮大，而且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但从1934年7月起，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再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
受了贾拓夫给上海中央局报告的影响，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两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两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批评的口气是一致的，指责红26军“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信，认为红26军需要派得力的政委来领导，将“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他说的“老右倾同志”指谁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陕北特委多次给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打“小报告”，反映红26军存在的“问题”。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召开玉家湾会议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刘志丹包庇掩护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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