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错误三：河南老百姓从未选择当“亡国奴”
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如当时驻守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军纪较好，老百姓积极配合当时的守军抗击日军，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
正如后来河南参议会发的通电中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可见，并非百姓不助国军抗日，而是汤恩伯部祸害河南百姓，平常如此，战时也如此，战败时更甚，这让在乱世求存的老百姓不得不抗击国军恶行。
此外，日军在豫西豫南并没有像刘震云想象的那么仁慈，其烧杀抢掠残忍如常，这方面的材料随手可得，在此不予赘述。即便在赈灾方面，日军也并非刘震云想象的救世主形象，对此，历史学者黄道炫先生在《日军拯救了河南人民：刘震云的心灵幻象》中说的很清楚：“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日占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日军之所以能打败国军，实在不是因为刘震云所说的什么“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这种说法稍微翻翻战史就知道有多荒谬，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1、国军被缴械，主要是地方割据武装、土匪等所为，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即便有百姓参与，也大多是被地方割据武装胁迫，或国军败退时劫掠过甚，百姓不得不自卫。与刘震云所谓“帮助日军”完全无关。而地方割据武装、土匪参与缴国军的械，则主要是为了趁火打劫壮大自己的实力。
2、河南的老百姓并非如刘震云所言自觉选择当“亡国奴”，会战初期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只是后来被汤恩伯部溃军祸害，部分地区逐渐对国军丧失信心。
3、国军被缴械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并没有直接关系，武断的将大饥荒与缴械联系在一起，非说河南百姓因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故转而“帮助日军”，并无实证资料，纯属想当然尔。
4、无论在国统区、地方割据武装控制地区，还是在日占区，百姓（农民）的生命财产皆如草芥一般，时时刻刻都在被劫掠、被残害，深受其苦。百姓（农民）已受此涂炭，还要被作家们强行扣上“亡国奴”、“汉奸”的帽子，历史公正何在？
5、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众多且性质各异，目的各异，结果各异――却被简化成：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 日军发救济粮→所以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多样的原因被单一化；多样的参与主体被单一化；多样的事件性质被单一化。这种不顾一切的单一化，其逻辑之荒谬，历史观之不负责任，可想而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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