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此次战役的负责人汤恩伯为了逃避战败罪责，也拿这个说事，称豫西百姓是土匪汉奸，将其战败归咎于被民众缴械。
然而，此说法不符合史实，刘震云的叙述，至少存在三大史实错误。
史实错误一：缴国军械的是地方武装，而非普通百姓
从上文可知，刘震云引用白修德的说法称“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这是流传最广的关于“河南老百姓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其实，稍有常识者都会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农民仅靠“猎枪、大刀和铁耙”就能“整连整营”地缴全副武装的国军的武器？而且如上文所说，“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如果真是农民，要这些干什么呢？史实证明，老百姓很少缴国军的械，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以下势力：
一、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地方自治”武装素来与国军不睦
其实，豫西特别是宛西（包括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县）一直没有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中。从1930年代开始，地方强人别廷芳在宛西搞地方自治，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独霸一方，是豫西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地方武装既不归属于国军，也不归属于共军，更不归属于日军，并且在当时与国共军队都屡有冲突。在这些地方武装的治下，豫西老百姓们同样屡遭盘剥，命如草芥[详细]。
史实证明，这些独立的地方武装才是收缴国军武装的主力。据当时汤恩伯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讲：“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便形成封锁嵩山麓山的态势。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寇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之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黄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景，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文强《“中原王”汤恩伯》）
相同说法还出现在江上青的《政海秘闻》（P166-167）中，同时郭大钧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乘机袭击汤部。”（郭大钧本册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1月）
二、地方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等武装为壮大自己的实力而趁火打劫
除了别庭芳遗留的地方武装外，豫西还存在着大量其他大大小小的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武装，国军被缴械之事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武装干的。这在当年赴豫西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回忆录中屡有提及：
据1945年4月奉命在禹县西部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政府的史树榕介绍：“国民党汤恩伯部队溃退时丢下了大量枪支弹药，大多掌握在地主和伪乡保人员手中。”（史树榕《涌泉河畔的抗日怒火》）
奉命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张虔介绍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专门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怎能不痛恨呢？群众没有办法，便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拿起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枪支，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如洛宁王范乡李桂吾捡国民党军队的枪千余支，大炮十几门，自称司令。类似李桂吾的还有好几个。日寇占领豫西后，当地人组织了很多自卫武装，在洛宁有李桂吾和贺澍三等。”（张虔《豫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片断回忆》）如李桂吾、贺澍三者，并非平民百姓，而是地方上颇有名望的乡绅。
同样，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张清杰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许多土匪武装趁火打劫缴了国军的械：“（土匪恶霸）他们到处树起了保安团、自卫队、游击队等旗帜，小股上百人，大股数千人，什么司令、团长，队长，各色人物都有。他们手里有短枪、长枪、机关枪，有的还有迫击炮。整个豫西，刀枪林立，划地割据，十里二十里就有一个土皇帝。这些土匪、游击队不打日本，光发‘洋财’，为所欲为地危害群众……据当地群众说，那是温村镇，镇里有个司令叫乔明礼，手下有三千多条枪，还有几门迫击炮，周围二、三十里内都是他的地盘。那些人一见枪眼就红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就被他们收拾了很多，建议我们不要从那里通过。”（张清杰《孤军御敌 周旋千里――与“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会合始末》）
不仅中共的抗日武装人员这么说，当时《大公报》驻河南记者张高峰正好因1943年报道河南大饥荒之事被汤恩伯软禁，其经历了国军溃退全过程。他在遗稿中也说：“洛阳失守后，蒋鼎文、汤恩伯的溃军纷纷向豫西的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里逃窜，沿途抢掠，激起民愤，地方武装群起反抗，各处都有民团打国军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听说，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帮助汤恩伯的部队，而且坚壁清野，不让汤部停留，甚至缴械、打杀不少国军……汤退到西峡口时，当地自卫团竟不许他进城。汤的指挥所在逃往洛宁途中，连电台都被地方武装劫走了，汤恩伯自己还险些做了俘虏。”（《“汤灾”祸河南》，摘自张高峰译稿《1943- 1944：中原纪事》）由张的回忆可以看出，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当地民团。
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大规模截留国军武器的还主要是这些地方上的割据武装。这些割据武装的性质很复杂，“自治”者有之，“土匪”也有之；抗日者有之，投日者也有之。但绝没有出现什么“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 ――这类离奇的现象。
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抗日游击队也参与了缴国军的械
也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国军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极为不满，便将国军缴械，组织抗日。据登封县志记载： “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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