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来位于海南临高县南部，是海南岛西部的交通要冲。日军当年为了维持其在海南的统治，从1940年开始，便在加来修建飞机场。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8月5年多时间，日军在建加来飞机场过程中，死亡劳工近1万人。当年掩埋劳工尸体的地方，现在仍保留了一处“万人坑”旧址。
林爱兰说，被抓去加来慰安所后，她们几个被关在一间木板房里，吃喝拉撒都在这个闷热暗黑的闭塞空间里。只有门被打开时，才有充足的光线能够照亮这间本不大的木屋，让她们看清彼此。然而，林爱兰和姐妹们宁愿暗无天日也一点点也不觊觎，甚至是恐惧那扇能够带来光明的门被打开。因为一旦门被打开，就意味着又要涌进一批日军进来摧残轮奸她们了。遭到林爱兰严词拒绝的日本军官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怀恨在心，老盯着林爱兰，翻着花样儿折磨她。他经常把林爱兰双手吊起来，用木棍塞住她的嘴巴，狠狠地毒打一顿后再奸淫她。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遭受非人折磨，林爱兰的右大腿筋骨被彻底打断，自此落下残疾。她屡次想咬舌自尽，但日本兵看守得非常紧，生生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直到半年后，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看到“慰安妇”们大多奄奄一息，实在是不忍心，趁着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时的一个深夜，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放她们都逃了出去。
这位恩人的善举有没有被日军发现，有没有遭到日军的报复，林爱兰至今不知，只是将这份救命的恩情揣在心里。逃出生天后的她待休养好后也不敢再回加来去打探，加来这个地方，对林爱兰来说，一如炼狱，这辈子都不想再涉足。
终身未嫁
劫后余生的林爱兰，脚残废了，再也无法扛起枪浴血奋战，回到根据地后只能负责后方救援工作。尽管当时还未满18岁，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已不抱奢望。做过护士的她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生育能力了。
林爱兰的养女林宝香偷偷告诉南都记者：“妈妈性格好强，她只要打定了主意不结婚，那任何人的劝说对她都不起作用的。”其实，抗日战争结束后，向面容姣好的林爱兰求亲的人不在少数，大多是邻村的小伙儿，对她的过去并不知情，林爱兰一概拒绝了。总也说不出个什么原因，但死活不嫁，这在当时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天经地义的海南乡下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为了躲避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林爱兰离开了松梅村，独自出门跑单帮。除了在海南满岛转外，她还过海来到了广州，倒草药、倒钢材，什么赚钱倒什么，用忙碌麻醉自己，试图淡忘那个噩梦。
就这样，在父亲逝世、妹妹出嫁后，慢慢步入中年的林爱兰才落叶归根回到了松梅村，回到了父亲留给她的老房子。昔日干练的女强人靠卖草药孤独度日，养过5只猫，如今还养着5条狗，成了邻里同情怜悯的“五保户”。
养女林宝香是林爱兰1989年在镇医院抱来的弃婴，才出生两三天，而林爱兰那一年已经64岁了。村里人都劝她别养了，都这岁数了，养儿防老是指望不上这个襁褓里的小娃娃了。而且在此之前林爱兰抱养了好几个弃婴，都没能活下来。林爱兰终是没舍得，而且心底也的确抱着一丝侥幸，寄希望于这个孩子有朝一日能替自己养老送终。终于在林爱兰的精心呵护和乡邻的关照下，林宝香无惊无险地长大成人，如今已嫁作人妇，育有一女。让林爱兰倍感欣慰的是，为了照顾自己，小夫妻婚后一直住在娘家，除了林宝香坐月子。按照海南习俗，月子是必须在婆家坐的，那一个月，女婿就一日三餐天天打个摩的来给丈母娘林爱兰送饭。
养女林宝香说，在她小时候林爱兰偶尔会跟她提起过往的惨遇，但年少懵懂的林宝香总是不耐烦，没等妈妈说上两句就转身跑了，根本没想到自己柔弱的母亲会是抗日女战士，更没想过妈妈曾做过“慰安妇”！
直到她上了初中，开始有民间组织和义工来看望林爱兰，她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说起过去的事就以泪洗面惶恐不安，为什么母亲一看到电视上闪过日本兵的画面就情不自禁地恶言相向咬牙切齿。更让林宝香后悔不迭的是，当她愿意好好坐下来倾听妈妈的故事时，林爱兰的身体和记忆却已大不如前，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
南宝镇是海南省有名的革命老区，记载在册的烈士就有169人。南宝镇也是海南省有名的穷地方，共39个行政村，37个都是省定贫困村。其中又以松梅村为最，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林爱兰家家徒四壁，林爱兰睡在由砖头垫高、几块木板搭就的简易床上。南都记者去她家采访时正是春节之前，即便是身处海南也是寒风飕飕。然而86岁的林爱兰床上只孤零零地铺着草席，连褥子都没有。除了一台12寸电视机和烧饭的煤气炉，还有女婿从自己家里搬过来的一台旧电脑，现代化设备几不可见。林爱兰指着用纸盒铺设的门庭顶部，对南都记者说道：“下雨这里会漏水，外面路上的水也会渗到家里来。”
林爱兰最宝贝的一件家当是一枚纪念章，那是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在一个红色锦盒里，并用塑料袋包好防潮防尘，藏在枕头底下。当有远方来客看望她时，才舍得掏出来展示一番，还要一再地叮咛养女林宝香送完客后记得包好、收好、放回原位。
自生了孩子后，为了照顾婴儿和林爱兰，林宝香夫妇暂时都没出去打工，现在一家四口就靠林爱兰每个月300多块的老兵工资以及200块的“五保户”补助为生，邻村的公公婆婆也不富裕，接济不了多少钱，只能时不时地送些菜过来，好在镇政府给他们免掉了水电费，减轻了不少开销。
林爱兰已经有近十年无法站立行走，她每天坐在一把红色的塑料椅上，双手抓住椅面左摇一下右晃一下，一点点在平地上挪动。上床、下床以及过门槛，就都得靠林宝香或女婿抱来抱去了。
虽然记忆有所退化，但林爱兰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看望过她的人：“上海、北京、南京、香港……”，如数家珍。当听说南都记者来自广州时，林爱兰脸上泛起惊喜的笑容，她特意用生硬的粤语跟记者聊了几句：“我的广东话是在当年跑单帮到广州的时候学的，还挺标准的吧”。
不能为林宝香谋求一份固定工作一直是林爱兰梗在心头的刺。在还能走路的时候她曾专程跑到海口市政府，后来又把临高县政府、南宝镇政府等各级政府跑了个遍反映情况，只求能为林宝香争取一份带编制的正式工作，但因林宝香学历太低，只有初中毕业，始终未能如愿。
“你是广州来的，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照顾我们宝香一份工作啊，我要是死了，这些补贴就都没了，也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林爱兰说这段话时，也许是想和记者拉近些距离，刻意用了广东话，并紧紧地抓着南都记者的手。
当被问起是否知道有慰安妇在起诉日本政府讨要赔偿时？林爱兰神情黯然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当然应该赔偿！前几年有人来找我要资料，我说了很多，只是听说这过程很麻烦，现在也没有人告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打赢官司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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