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当年白色恐怖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背景？
钱永祥：不仅台湾，整个世界都有白色恐怖。二战之后冷战局势开始出现，是因为左派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尤其是对美国人而言，“失去”中国大陆，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在韩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都有镇压左派的举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内部也被渗透得很厉害，所以在台湾是风声鹤唳。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是知识分子，很体面，但以前也动辄坐过十年的牢，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牵连的。
李怀宇：叶嘉莹和她先生经历过白色恐怖，连孩子也要抱到监狱里喂奶。
钱永祥：我家庭是国民党军队的，没这个问题。你讲的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后来接触到的也是知识分子家庭。还有一些外省人是一个人来台湾的，被枪毙了也没人知道，在国民党部队里面很多人有这种遭遇。台北附近山上有好几千个无主的坟，是怎么回事没人清楚，过去太久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来说是很沉重的记忆。在这个记忆之下，用陈映真的话就是：台湾没有“左眼”没有左派的眼睛。左在台湾是个忌讳。
李怀宇：你虽然坐过一个礼拜的牢，但在大学时代感受到的气氛，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钱永祥：我本人也是吓个半死。那个年代做一些反当局的事情，对当局采取批判态度，甚至同情左派，在台湾是犯了大忌，没什么人会同情你，所以会觉得很害怕。但如果有个很大的社会运动在支持你，当局抓你不会害怕的。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一开始当局也是镇压，但被镇压的人不会觉得很恐怖。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没有坐过牢，就是少了一个勋章。我们那时不一样。后来那些档案记录，对我离台什么的很不方便。
英国的留学生活对我的学术影响很大
李怀宇：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留学生活对你的学术影响重要吗？
钱永祥：非常重要。第一是我真正能够接触到西方的学术。1975年以前，在台湾念哲学，等于是坐井观天。周围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他们本身也是在摸象。在当时台湾的环境对西方的学术了解很少，到了英国才对西方学术有了基本了解，所以这七年很重要。第二是我念了很多在台湾不能念到的东西。我到英国第一年完全在念马克思，对列宁也接触了一些，因为在台湾不能念。1968年的西方学运已经过去了，可校园遗产还在。第三是读了很多大陆的东西。鲁迅、巴金、老舍的全集，我是到了英国在图书馆搬出来的，在台湾读不到。还有毛泽东的著作，读完了正好是“文革”末期，对“文革”也想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变也接触了一下。
李怀宇：读了马克思，有怎样的认识？
钱永祥：对这个人没有特别的认识，离我们太远了。他的学说，我觉得是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学说之一。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西方古典和中世纪，把真善美放到一个超越的源头，不管是希腊人的自然还是基督教的神。近代把真善美源头拉到人自身。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都希望对人有真正的理解。我是把马克思放到这个传统来看。马克思对人有个特殊的理解：别人把人想得太抽象了，应该把人放到一个历史生活情境来谈。现在看来是常谈，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最大的意义还不是对于人的理解，而是把社会、历史和人的关系拉得很近甚至结合为一。以前是讲哲学，现在是讲政治。
李怀宇：韦伯呢？钱永祥：影响非常大。我翻译过他的两篇演讲。
李怀宇：韦伯和马克思是二十世纪对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钱永祥：对。他们两个研究的是一样的东西资本主义，都用很雄厚的历史学、经济学来研究。两个都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个好东西。韦伯说：这个不好，但你不能丢掉它，你要在这“不好”里活得像个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不好，要丢掉。
李怀宇：大陆开始有很多人做韦伯的研究。
钱永祥：是。韦伯单在左派的影响，几代都没有停过。最早是卢卡奇，他们是好朋友。卢卡奇之后就是葛兰西、马尔库塞，战后一代就是哈贝马斯这些人。所以韦伯影响很大，大陆学者应该把韦伯理论作为独立研究的学问。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甚至是美学、宗教都与他有关。
李怀宇：在1980年代，民众对蒋经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钱永祥：从党外角度来看，肯定是高度的批判。时过境迁，蒋经国去世二十年了，大家回想起来，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个人也是这样看，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年的功过，至少也要学着什么三七、四六开来看。哪些政策是对的，把它挑出来，不是为了捧国民党，而是肯定这些东西有利社会发展，对推动社会进步是很好的经验。比方说，第一个，台湾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功劳，任何社会战乱都是不好的事情。第二个，经济发展，不能说国民党对经济发展没有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第三个，教育普及，这是了不起的。我常说，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一百件坏事，光是教育普及就应该加分。国民党当初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见得当初是为了做好事，但一个社会，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就会进步。第四个，政治上基本是开放的，没有摧毁性的镇压。有镇压，但不是摧毁性的，不是把一整代人消灭掉，也没有让军队、某一势力独大。军队一直是乖乖的。长远来说，国民党在台湾，有些还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代表怀念国民党，那个时代过去了。对于教育的普及，社会安定的追求，经济发展的追求，医疗健康的保障，这些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任何社会都要当成一个理想。
李怀宇：蒋经国当年开放党禁报禁的影响有多大？
钱永祥：党外运动的时候，出了很多党外杂志，国民党要去没收。“你印了几本？”“印了五千本。”“那你拿一千五百本给我去交差。”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势已不是以前那样了。以前的话是要统统拿走。这可见国民党统治意志在衰退。报纸方面可以解除禁忌，这是明智的。一些统治者，在统治基础动摇的时候，会孤注一掷，又因为没有实力，结果搞得整个社会爆发动乱。
李怀宇：对于台湾来说，大陆是平衡、威胁还是转机？每个人答案不一样。我发现台湾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人非要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统独对骂，蓝绿对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永祥：对台湾而言，大陆的崛起是一个庞大的事实。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认命。要安全、发展、稳定，要跟大陆好好谈。我自己对去中国化肯定是不认同的，理由不是我对台湾没有本土意识或者对大陆很有好感。去中国化的人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身上明明有中国的东西，你怎么去？你就是中国人。日本人那五十年能让你不是中国人？不可能。国民党其实更中国。基本上一个社会要发展，需要很好的文化因素，很好的政治制度，很好的人民，很好的环境。台海两岸现在需要这些东西。北京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有些人会说打个稀巴烂了事。但我们知道那是疯话，打个稀巴烂问题才来了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时间拉远一点，慢慢来。台湾人一方面很自怜，一方面很自恋。自怜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自恋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这两方面都是不健康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