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是传媒人李怀宇对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王森、陈弱水、痖弦、郑愁予、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等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访问结集。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可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紫藤庐，甫一坐定，钱永祥先生就带我到一张照片前，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饮茶时，钱先生介绍店主周渝家学渊源，紫藤庐是台北文化人聚会点。当晚，钱先生请我到家中饮酒，一瓶红酒喝完了，再开威士忌，酒酣耳热之时，笑谈两岸江山。
钱先生的太太王丽美是《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夫妇未生小孩，视家中猫咪为小宝宝。王丽美女士说，二十年来，夫妇不曾同行远游，因为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猫咪。钱先生举杯道：“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是照顾家里的老猫。猫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不是一个家具，而是一个成员。”
几天后，我来到“中央研究院”钱永祥的研究室，两人坐在书堆中，细道学思历程。1949年8月，钱永祥在兰州出生，六天后随家离开，辗转至台湾。父母都是蒙古族人，平常讲蒙古话，但没有教钱永祥。作为外省人，钱永祥讲一口接近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在建国中学，钱永祥和马英九是同学。钱永祥回忆：“马英九是个好学生，就是有点笨。念书、做事很认真，服装整整齐齐，对人客客气气，没有那个年纪男生的野气或调皮。后来到了台大我们也是同学，他在法律系，我在哲学系，交往不多，大三大四有些接触。当时在我心目中他是国民党系统的人，我对国民党认同很少，所以来往不多。”
1968年，钱永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此时殷海光已经不能教书了，钱永祥由几个学长带领，到过殷海光家一次，没什么印象，一年后殷海光便去世了。钱永祥高中时读过殷海光的书，知道他了不起，但不清楚他的高明之处。在台大，钱永祥发现殷海光影响了哲学系一大批年轻的老师。“殷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爱恨分明，长期在国民党的系统里面受压抑，抑郁的心情很容易爆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碰到这样一位有性格的老师。学问方面，殷先生主要介绍逻辑实证论。在当时的台湾，逻辑实证论具有革命、解放意义。现在回首，逻辑实证论是一套狭隘、保守的哲学，但对当时国民党的孔孟之道、道统有革命意义。这套哲学肯定现代化、科学、民主，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在1960年代，年轻人心目中，国民党是非常保守、腐朽的政权。殷先生是威权时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大概一直影响到1985年。在落后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感召力比他的知识、理论感召力更大。”1990年代初，殷海光基金会成立后，钱永祥先任执行长，后任董事长，至今仍然担任董事。
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钱永祥曾因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入狱一周。1975年，钱永祥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一读就是七年。钱永祥读了许多在台湾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对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有较深的研究。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除了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乐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希望为台湾思想界打开新的窗户。他不甘于做书斋式的学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被称为南港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他主编的《思想》，力求突破台湾学界的局限，创建讨论平台。
钱永祥十分关心动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做动物伦理学的研究。他说：“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台湾在1980至1990年代的时候，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常会见到狗的尸体。后来我参加了帮助流浪动物的团体，翻译《动物解放》，写文章呼吁保护动物。我是从西方学来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有是非对错可言，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1996年，钱永祥第一次到山东曲阜开会，心情很紧张，怕看到太令人难过的场面，结果一见，山东人挺让人舒服的，这才安心而常有大陆之行。作为旁观者，钱永祥对大陆抱持着一般台湾人少有的关注热忱：“我听过大陆很多悲惨故事，很愤怒。农民工、穷人，过年几百万人回家的辛苦，为什么会这样？看到山区的小学生的教育条件，很生气。花多少钱搞面子工程，我不晓得怎样评价。大陆是很复杂的：有最先进的太空科技，有最落后的山沟农村，作为外人很难理解。这几年我跟大陆朋友见面总想拉到一个问题上：你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大陆的朋友对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他们不晓得周边已经充满了疑惑。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都在想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它也许不会立刻变成美国一般的世界强权，但肯定是亚洲的大国，它会怎样对我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要好好思考的。”而对《中国不高兴》一书，钱永祥说：“一听书名就觉得很可笑，像是小孩子耍性子，我不会买。”
白色恐怖是台湾沉重的记忆
李怀宇：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你受到国民党逮捕的事件是怎么回事？
钱永祥：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开始介入保钓运动，这在美国、港澳也很多。当时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历史上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可是当时台湾对美国、日本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所以畏畏缩缩的。开始是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反应很强烈，影响到了台湾的学生。台湾的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内的镇压很大，不准有政治性的表达，不准有校际的接触。在美国，保钓运动后来变成了统一运动，很多保钓的人对北京表示认同。当时中国正好是“文革”，1971年的时候，美国也开始承认中国。所以，保钓里面很多人，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认同，变成了“统派”。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寄来很多统派立场的书、马恩主义、毛泽东著作。那时校园气氛很不稳定，1973年初当局就把我们一些人逮捕了，包括我、王晓波、陈鼓应，还有两三个人。
李怀宇：在监狱里坐了多久？钱永祥：一个礼拜。李怀宇：在里面做什么？钱永祥：写自白书。写完一份再写一份。那个年代已经没有1950年代那么恐怖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二十年前，你们进来就拉去枪毙了。”我不知道是吓我的还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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