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但后来我坐起来，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经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51年“镇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肃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57年搞“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要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结果划成右派，埋没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四人帮”，狗咬狗，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头吃不住了，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感谢关爱老兵浙江志愿者王俊、李春锋及作家方军提供帮助）
口述：王庆莲
采写：新快报记者 邓娟
特约摄影：李春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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