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纪事:50多年后她听到日语还是浑身发抖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石田在调查笔记里如此记述。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调查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大娘们的方言口音浓重，而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翻译不能只懂普通话和日语的互译。

　　“我们发现，能够完全听懂没有上过学的盂县农村老人方言的中国人，在太原市几乎都没有。我们找到了少数正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留学的日本留学生，还有当地翻译。”石田米子说。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人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教师、公司职员……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酬劳，只有付出。

　　随着时间流逝，知道了她们的调查、施以援手的专家和机构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西省史志院、山西省档案馆、山西大学……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

　　2004年4月27日，《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和相关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中国受害妇女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的败诉，引发了“山西省查明会”、“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简称WAM)等日本民间组织的一个决心。2007年的春天，她们开始筹备，想在中国举办一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回忆了缘起：“我们强烈希望让这个展览在中国的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同步行动。我们愿将她们与被害的回忆、与苦难的人生的勇敢斗争，真实地传达给中国各地的人们。”这位与石田米子并肩作战的女士说。

　　这一“传达”，就耗时两年多。志愿者们挤出睡眠时间，埋头在170米长的展览设计、选稿、翻译之中。“我们不停地讨论，作业量很庞大，大家就像迷失在树海之中。”池田女士笑着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魏国英建议下，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

　　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载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6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展览将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11月，展出为期1年。所有的展览经费由日本民间组织向东京市民募捐所得。

　　“虽然决定要开展，但当时的我们是1分钱都没有了，就决定向市民募捐。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啪’一下拿出一大笔钱的富豪，钱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初我们估计，300万日元就是极限了，要谢天谢地了，出乎意料，最后我们募捐到了400万日元!”池田与石田两位女士笑着说。

　　目前，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但并不是随便就给钱，是按半年为单位列好预算，并且要看过大娘真实的病历，才能确定支出。” 池田惠理子女士说：“我们觉得，如果在很多人来访的博物馆里展出，能够让‘大娘’们的中国同胞加深对她们的斗争的理解和敬佩，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作用。”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等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调查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松冈环女士，据说在地铁站台排队等车时，长年都注意不站在第一个，以免发生“意外”。在交流中提到这件事时，中方许多人都当做一件“轶事”。

　　但池田惠理子马上举手严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常识了。另外，我们上下公共楼梯时，也需要注意一下前后。”

　　参加的志愿者之中，有人原本从事保险事业，因为工作之余不停往返中国日本，导致损害了身体健康，不得已辞职，失去了固定收入，现在仍义务来到中国。有人曾为调查专门来山西留学了两年半，如今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懂、翻译盂县方言。

　　而石田米子女士自己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需要人照顾。

　　这次，研究现代印度史的丈夫对她说了四个字：“你就去吧!”于是，她再次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石田女士说“很感谢你们”时，她忽然说：“请不要道谢。被中国人道谢，作为日本人，我们会觉得很为难。”

　　石田米子解释了她的婉拒：“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有人说我们‘卖国’，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中国。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我们是想提醒自己，让这样的事不再重演。”（作者：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