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与卡特交换双边重大战略问题时指出：世界不安宁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同时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同时，邓小平批评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与越南一起提出要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对世界很危险。针对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邓小平还向美国暗示将进行自卫反击。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卡特专门通过美苏之间的热线打电话告诫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
文章摘自《中国经济与应对方略》 作者：占豪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美国借力中国抽腿越战泥潭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4年多时间过去。在此期间，世界各国联合救市，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是，救市只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危机本身并未解除。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逐渐从金融领域向国家主权信用领域演化。本轮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成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这轮危机到底是如何演化来的呢？要想了解本轮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必要了解近几十年的人类发展历史。找到其因，方能究出如今之果。
笔者认为，要搞清楚本轮危机的来龙去脉，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这里，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对该事件的演绎进行推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地缘战略、经济因素等作用力的促使，美国直接参与了越南战争。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初期，曾一度因为战争的需求，拉动、刺激了其经济的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受益。但这场战争，越南并非是单打独斗，而是在中苏的支持下与美国抗衡。特别是中国，更是派出数十万的军力协助越南人民军。
越南战争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越内战阶段；第二阶段，美国间接介入阶段；第三阶段，美国直接介入阶段；第四阶段，美国准备撤军阶段；第五阶段，美国撤军阶段。
其中，在第二阶段，也就是1961年开始至1964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美国间接介入越战。介入越战后，自1962年起，美国经济大有起色，GDP增长从1961年的上升到1962年的。之后，GDP增长趋于下降。1963年，由于南越政权的内讧深化，美国抛弃吴庭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杨文明、阮庆等军人通过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并枪毙了吴庭艳。越南军政府上台执政，但战事毫无进展。
1965年，按捺不住的美国直接介入战争，在美国直接介入的1965年、1966年的两个年度，美国GDP增长率均超过6%，达到和，战争对经济的短期刺激作用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北越政府获得中国和苏联的巨大支持，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国防开支越来越重，经济逐渐被拖入泥潭。
1967年，美国经济从上一年超过6%的GDP增长率一落千丈，仅为。而且，由于越战财政开支过大，美国经济逐渐陷入衰退。1969年12月，美国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1970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GDP增长率只有可怜的。新任总统尼克松自1968年当选后，开始着手撤军筹备工作。1973年，美国确认从越南的撤军。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共和国，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随后两个月内，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正是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对美国来说，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只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外交上使中国比较被动，急需寻找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对抗的大国的外交改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双方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威胁――苏联。
当然，这其中彼此也一定互有条件。譬如，中国必然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而对美国来说，撤军则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在中苏对抗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请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使其在后面近20年的东西对抗中与苏联相比占尽优势，苏联最终分崩离析。可以这样说，美国如今的霸权地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的。反过来，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同样也是借助美国的力量。中美的特殊关系，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
因此，从战略上说，美国在越南战场的重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正是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使西方对苏联的压力骤减。同时，鉴于美国对苏联的包围形势，苏联不得不投鼠忌器。如此的结果就是，中苏矛盾激化，最终形成对立格局。而中苏对立格局的结果是，美国得以从越南战争中抽身。美国只要在西南方扼住苏联的咽喉，就能制服这头庞然大物。于是，美国在龟缩的同时，和中国这一大国合作，在东方牵制住苏联，成功遏制苏联在东方的继续扩张。
20世纪整个70年代，美国基本处于守势。守势下的美国，促成第四次中东战争。并在之后的数年，彻底分化阿拉伯联盟，将阿拉伯联盟从苏联阵营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当然，这也都是拜野心勃勃、同时又投鼠忌器的苏联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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