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进了村，来到火叉塘屋场，迎面一幢新房子。路过新屋时，毛泽东发现，新屋的梁椽间夹有火烧的旧料，驻足观看。屋主马海荣就说：“不久前失火，烧了一间半屋。乡互济会救济我六吊钱，大家帮工、捐木料、捐砖瓦，几天工夫又把房子盖起来了。”
毛泽东边看屋子边问：“有没有村干部来帮忙？”
马海荣笑容可掬：“乡干部都来了，村干部更来了，村干部做了工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你看，那根大梁是村代表主任捐的，他会做木匠，量了尺寸，做好了扛过来直接上梁。”
隔壁不远，邻居是军属刘长秀，家里贴了好几张立功喜报。毛泽东等人就进屋去看，问刘长秀：“当红军立功的是你家什么人呀？”
刘长秀一边端凳，一边答：“一个是我老公，在一军团，一个是我儿子，在三军团。”
谢觉哉竖起大拇指：“哌哌叫，哌哌叫，父子双双立大功！”
曾子贞趁机说：“我唱山歌里的事，有几件是这家的。长秀婶，你把政府关心你们家的事，讲给上面来的同志听一下……”
毛泽东边问边记，不久，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毛泽东号召：“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1月27日，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发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
长冈乡的名气越来越大，兴国山歌越传越远。
日也唱，夜也唱，那些日子，山歌成为了曾子贞生命的全部。她在山歌中咀嚼过悲痛，也在山歌中品尝了爱情和欢乐。
就像今日的明星，山歌大王曾子贞身边也有不少追星族。
有一个崇拜者，名叫赖明山。赖明山是个复员的红军伤兵。赖明山很年轻，比曾子贞还小两岁，是个打矮炉子的小铁匠。所谓打矮炉子的铁匠，就是那种挑着炉子四处游走，上户串门寻活干的铁匠。赖明山出生贫苦家庭，自小没有文化，却最喜欢听，喜欢唱山歌。
赖明山特别喜欢听曾子贞唱山歌，听得入迷，经常挑着矮炉子，跟着红军山歌队这山转那山走。
到一个新地方，白天，他吆喝着打铁，晚上，占一个位子听歌看戏。有时，山歌队人手不够就到后台去，找机会上前，帮一把手或者帮一下腔。
当过红军，又不是外人。大家对他也像队里人看待，唤来唤去支使他。他叫唱就唱，叫演就演，一来二去，越唱越好，就能够顶一个角色唱山歌。
一个人，真正投注感情唱歌，歌声是会感动人的。
虽然，赖明山的声音不洪亮，但歌声很富有感情，给人一种特别的震撼。当谢昌宝在战场上被打死后，赖明山丢掉了小矮炉子，正式成了曾子贞唱山歌的第二个搭挡。
两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地唱山歌，唱来唱去，唱出了爱情。
1934年，二人唱成了一对山歌夫妻。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的时候，曾子贞带着山歌队的同志，在五塘桥头搭台子，流着泪水，唱了三天《十送红军》等歌曲。嗓子唱哑了，嘴巴唱出了血。
“新做斗笠圆丁当，送给哥哥上前方，
保佑哥哥打胜仗；打败敌人回家乡。”
“送郎送到筲箕窝，眼睛流泪嘴唱歌，
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一步一流泪，三步一回头。朝夕相处的红军兄弟，一队队开走，她们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红军战士也是无限眷恋，泪眼汪汪……
以后的日子里，千百次地，曾子贞回忆这送别的场面，只见红军千千万万列队而去，翘首盼望，却不见几人能够走回来……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后，日子就苦了。曾子贞夫妻跟着县委打游击，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整天挺着个大肚子，在山上转悠，步履一天比一天艰难。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
在均村乡大山上，一个无遮无拦的山洞里，曾子贞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荷英。
天寒地冻，衣衫单薄，冻得牙齿打架。可是，荒山上，除了呼啸的北风什么也没有。有一位游击队员，寻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一箩筐砻糠，他把砻糠撒在曾子贞和婴儿身上御寒。砻糠又怎么能够御寒呢！不几天，荷英就被冻死了。
坐月子，连饭也没得吃。每天，跟着游击队们一起吃野菜苦熬，硬撑着跟游击队翻山越岭转移，有一次，在桥头岗遇见了打游击的曾山。曾山当时是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全省的对敌斗争，但他们也没饭吃，没衣穿，斗争十分艰苦。
1935年春，曾子贞等人在兴国县方太乡的方山岭休整时，整座山都被白军包围了。她与赖明山，还有一个叫柏翠的女干部，一起突围下山。
辗转的山道上，一伙白军冲上来，首先抓住了曾子贞。
“喂，你是红军吧？”
当时，曾子贞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子。连忙随机应变：“我一个女人家，哪里是什么红军，我是一个富农婆，被逼得逃上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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