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由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②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华国锋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华国锋先召开公安部核心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华国锋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华国锋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华国锋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华国锋说：会后，公安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华国锋如实一一报毛泽东。
在清理在押犯时，发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人本属不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报中央批准，先将他们释放，落实政策。然后华国锋说下一个议题，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事。“四长”是指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特赦、安置战犯涉及到这四个部门。这次规定特赦人员由统战部管理，与公安部门彻底脱钩。这与前6 批特赦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须使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将这个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17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级。
每人发给新制服装，什么颜色，因为囚服是黑色的，大家说做蓝色的。什么样式，有的说他们喜欢中山装，有的说军便服，华国锋说：“就用军便服吧！”大家也同意。决定每个人要量体裁衣，要做得合适。从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审阅名单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人减为318 人，又死亡5人。每次开会，华国锋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 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 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月27 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1978年，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3月5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华国锋亲自主持。
大家都住在前门饭店，前门饭店顿时热闹起来。首先，华国锋做报告宣传了毛泽东指示和特赦战犯的部署。阶级斗争紧张了9 年，终于看到缓和的这一天，与会者个个拥护，发言踊跃，保证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华国锋规定，每天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同志。会议 10 日结束时，由施义之作总结发言，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的具体做法。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二、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年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③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释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示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就是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 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他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19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22日，293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四长会议”的300人左右在这里刚结束，就住上特赦的战犯。可见共产党对释放后的战犯是一视同仁，说到做到。
23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从人大会堂建设好后，很少在此举行这样高规格的宴会。会场喜气洋洋。293名被特赦释放人员全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几十年未谋面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 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从山东赶来。还有这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讲话，重申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④
会议气氛庄严、热烈，高潮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 元钱，100 斤粮票。现在最低生活费是300 多元时，人们想不出当时200 元的购买力有多少。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 到43 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 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 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 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 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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