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曾经对《亮剑》表示赞赏。那么对于当前比较火热的军事题材类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您如何看？这类影视剧对爱国主义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
罗援：我觉得这种题材的影视剧非常有必要，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寓教于乐。在理想信念有所缺失、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情况下，我们提倡这种民族精神，弘扬这种主旋律具有特殊的意义。像《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都是红色经典。这对社会氛围的构建、民族精神的提升、理想信念的升华都很有帮助。我并非反对流行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和市场，但它不能成为文化主流，成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它充其量就是消遣解闷的角色，成为文化补充。
我以前也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尚武精神，尚武就是阳刚之气。当下某些影视剧追求庸俗"，娱乐大众，阴柔气和脂粉气太重，这会腐蚀民族精神和奋斗意志，一旦危难当头，将是国家很大的困境，所以不妨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考虑这种社会现象。
我们必须铭记那些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英雄
文汇报：2009年您曾建议在建国60周年阅兵盛典中增加老兵方队。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触发的灵感是什么？
罗援：我对部队感情很深，那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情，所以当我有能力时就应该为他们的利益呼吁#。老兵方队的主要灵感是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建国60周年之际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流血牺牲的前辈，他们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 比如十大元帅，7个受过重伤，其中最多的是刘伯承，他9次受伤，身上有10块弹片；十个大将也有7个受过重伤，最多的是徐海东，身上有20块弹片。据说受伤最多的将军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当记者采访时问他身上有多少弹片？ 他说数都数不清，“光看肚皮就有30多块，但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这些弹片都在前面，说明我不是逃兵。”2008年军事科学院建院50周年，设立了一个院史馆，镇馆之宝就是科学院老栋梁、战功赫赫的粟裕大将火化时在头颅中发现的3块弹片。他生前一直头疼，但不知道具体原因，火化才发现这3块弹片。
这些事件震撼了我，这正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民族精神所在，是我党的不朽勋章。英雄应该被铭记！ 当时提案一出，就得到贾庆林主席高度重视，随后便被采纳。浴血奋战老兵方队就这样成立了，当时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一起，在观礼台上看到这些老军人，心里非常激动，我们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人民军队不仅是武装集团，还是文化集团
文汇报：一般印象中，军人可能在文学上有所欠缺，但您的文学修养却和军事素质一样过硬。请问您对文学的热爱来自谁的影响？ 在阅读上有何偏向？
罗援：你这个理解还是有些片面。 其实我们的人民军队不仅是武装集团，也是文化集团。没有文化的军队将是一支愚蠢的军队。毛主席及其他很多共和国将领都是文韬武略，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从基层战士到文书，再到参谋、研究员也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在这方面其实也受到父亲的影响。他虽然是泥腿子出身，但作为初中生，当时在红军中也算小知识分子啦，在文学上有些造诣#。除此之外，我的小学语文潘老师，中学语文鲍老师都对我影响很大。鲍老师当时经常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我至今和他们保持联系，教师节就去探望，到了军事科学院后，利用业余时间我自学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这段经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我看书较杂，理论功底还不够扎实，闲暇时也会研究一下诗词格律。现在有了网络，我也开始追赶潮流，在网上看电子书比较多。
文汇报：您的作品中其实《满江红》偏多，这是您军人的身份和部队经历使然吗？ 您自己最满意哪首作品？
罗援：文若其人，按婉约派和豪放派来区分，我想我还是属于豪放派吧（笑），这跟本人的性格和经历恐怕有很大关系。当然， 反过来说文学熏陶对人格、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确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来说"，文章主要还是要有一种激情和不吐不快的感觉在推动，它是感情的宣泄。我的词大部分按格律平仄来填，少部分也不太拘泥格律，因为太恪守旧规，容易因文害意，所以我更偏重情感的抒发。
至于作品，不能说最满意，应该说感情最激荡的是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含泪而做的那首《满江红 国殇》。当时惊闻哀讯，悲痛万分，又看到我们的战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参与救援工作，有一股激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于是我在下半阙感慨道：“撼山易，试军否？”它援引自“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们的军队就有这种不输于岳家军的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
人一辈子必须知恩、感恩、报恩
文汇报：1968年入伍在基层摔打，1978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工作，从一名普通战士到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您觉得自己的秘诀在哪里？
罗援：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必须知恩、 感恩&、报恩。我的军旅生涯一路上都有贵人相助，伯乐相知。
1968年因为时代原因，我失去当兵资格，能进部队要感谢我父亲的老战友刘忠将军"，他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进云南边防部队。在部队中，从一名基层战士提升为军作训处参谋，又要感谢老军长董占林，他在基层部队视察时将我“捡”了出来。参谋业务的提高则得益于老处长李凡、章士奇、尹维学。1978年从野战部队走向军事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则要感谢张晶将军，他当时是《军事学术》的编辑，曾为我修改推荐论文，是我军事研究的领路人。在军事科学院，老副院长李际均给我教诲最多，令我的军事理论水平再次得到提升。当然，我的老战友何其宗将军、张铁民、蔡四维等也一直在学习和工作上给我很多帮助与指导。人贵有自知之明，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这一生非常有幸，得遇诸多恩师益友，所以，我也时时鞭策自己，不能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期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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