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变的人生
1954年，苏子良归国退役，转业到成都市运输公司第九分公司，职业还是司机，开的车从解放前的美国吉普，换成了苏联的51嘎斯。他对两个车型比较的结果是：“还是美国车好一些。”
在老人保存至今的“回乡转业建设情况登记表”中，他的优点被领导概括为：能爱护祖国财富，曾冒火抢救轮胎五个和高粱米等；缺点是：个性较强，曾和首长顶过嘴……其履历一栏写道：“二十岁（参加）伪远征军教二团；二十一岁（参加）伪驻印军工兵十团……”
基于这种国共分界的逻辑，在苏子良所在的运输公司，与他一同参加抗日的两位老战友，同是国民党旧军人，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各项运动中，成为了“运动员”――每次运动都会被批斗：跪板凳、戴高帽、游街。
廖俊义的情况更糟一些。
由于抗战胜利后进入了国民党情报系统，在成都面临解放的前夜，他又被怀疑通共，成为了双方都不待见的人物――“按照我的职务，解放后，不知道要被枪毙多少回了，因为我协助解放，帮忙说服游击之母（赵文洪国）部下投降，解放后，政府给我每月300万圆（当时货币），让我给警察厅讲课。”
好景不长，1953年，他被有关部门清算，锒铛入狱，直至1976年被特赦――“也没有说什么罪名，只有两个文件，第一个上写着绝密不给我看，第二个是服刑十年的执行书，其他什么都没有……”
由于抗美援朝，还立了三等功，苏子良免受了批斗之苦，然而想得到重用，那是万万不能。他进入公安系统的弟弟，因为历史清白，最后当了科长，孩子后来都进了好的学校读书。苏的孩子只能子承父业，后来都下岗待业。
“现在的生活，和他们比起来天壤之别。”苏子良说，最初的那几年，孩子们都对他有意见，人到中年之后，也都慢慢理解了他――这或许就是命，谁让父亲年轻时那么热心为国参军呢！
叶光文也受到了冲击，尽管他早在1948年就从副营长的位置上退役成为一名书贩――“文革”中，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吃尽了苦头，子女也受到影响――入团基本不可能。
几十年后，一些人鼓动老人参加黄埔同学会，他拒绝了。理由之一是，同样是黄埔军校出身，一些人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一些人成了国民党高级干部，而为何一些人却因为这段经历，成了“历史反革命”呢？
抗战，成为了老兵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没人敢去谈论和日军的浴血拼杀，更遑论政府能给予一些救济与帮助。到了后来，很多老兵的子女都不清楚自己父辈曾经参与了抗战。
终于，时光的年轮指向了21世纪，老兵们日渐凋零，人们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抗战胜利60周年、65周年，不断有老兵走入大众视野，讲述那些已经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然而，因战争而改变的人生已然无法复盘――“你想想看，毛泽东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都死得那么惨，比较起来，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苏子良说，年轻的时候，总是热心为了国家，从来也没去想到后面这些结果。
在苏看来，抗战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国印缅远征军老兵苏子良”，上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名片的背面写道：我们奋勇杀敌，击败了日本侵略者，那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誉！
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被老人忽略了。
荣威W5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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