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战，打出“叫花子军队”的尊严
在现年91岁的叶光文老人回忆中，1936年那一年，他高中没毕业，只有16岁，家中独子，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的支持下，投笔从戎，加入王铭章的122师。“卢沟桥事变”爆发，使原定整训一年半的部队提前出川抗战。
这支军衣破烂、装备落后的川军部队，沿绵阳、广元出川，来到陕西宝鸡，经风陵渡渡口，东渡黄河，“本来要乘火车到太原，还没到，娘子关就失守了，因为情况不明，和日军遭遇一仗，很快就退了下来。”
一位美国观察家这样描写他当时看到的川军：“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
真实的情况是，从温暖的四川一路走到山西，“天气越来越冷，本来说到西安发棉衣、换装备，由于战事紧，也没实现，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还是冷，就这样一路马不停蹄、衣衫单薄、缺枪少弹地上了战场。”
基于这种情况，少有人愿意收留这支“中国军队中最糟的”的部队。最后，缺兵少将的李宗仁第五战区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一路从山西移师到山东藤县，参与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作为参与藤县抗战唯一健在的老兵，叶光文对这场揭开台儿庄大战序幕战争的回忆是：三天三夜血战，他代理排长的全排37个弟兄，最后只剩下11人。而他们的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全师五千多人，最后只剩下二千多……
“敌我双方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互相扔手榴弹。日军欺负我们没空军，飞机低空俯冲就用机关枪扫，炸弹都不投，远了就用重炮轰……我们一个师抵挡人家一个联队（相当于团）都吃力，他们装备精良，军纪严格，不服从命令当场枪毙……”
那一战，打出了“叫花子军队”的尊严，蒋介石为王铭章及其部队题词：“民族光荣”、“死重泰山”、“烈比睢阳”，一时风光无二。
与叶光文地面作战不同，廖俊义从空军培训学校毕业之后，直接飞上天空。他第一次接到的任务是给于学忠率领的鲁苏游击司令部空投钞票和医药，接着就是轰炸日军控制的汉口机场。让他没想到的是，日军直接将中国的老百姓赶到了机场的跑道上，来阻止国军飞机的轰炸，两边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宪兵。为了完成任务，廖俊义们不得不含着眼泪俯冲投下炸弹……
七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廖俊义依然泪流满面：“实在是难啊！我们返航成都后，当晚，一大半的飞行员都没有吃饭……”
入伍时年仅18岁的苏子良，由于是中国驻印军工兵中的汽车兵，他直面战争残酷的机会少了许多。不过，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从美国人那里学会了开汽车，各种新式机械也让他大开眼界。
比如，带小马达的电锯是他从没见过的，推土机、挖路机这些机械化的大家伙更让他感到新奇无比。就连斧头这样的常用工具，在苏子良看来，美国人的设计都更合理――国内一般都是直把的，而美国的是有弧度的，更适合人的握捏，便于用力。
美国人教开车的方法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几十辆车排成一排，让我们学前进、后退，就这样前前后后地开，熟练了再绕弯。”苏子良说，他所经历的最为辉煌的事情，就是打通新的中印公路。
荣威W5评论
想当年，一寸信念一寸血；现如今，一寸理想一寸金。真实可能因掩埋而沉淀，却永不会消亡。担当身前事，何惧身后评。活着，已是英雄。
“打美国人，我有一种负罪感”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叶光文因战功卓著，从排长升为了连长，后来又升为副营长。多年戎马生涯，使热爱文学的他心生倦意。1948年，借母病重之机，他离开部队，回老家成都开了个小书摊。
作为汽车兵，抗战胜利后，苏子良随部队从缅甸回到国内，看到昆明的“机场里停满了美国援助中国的汽车”。苏子良等人负责将其中的500辆送到南京，美其名曰“还都车队”。后来就留在南京继续开车。
南京解放前，苏子良被列为撤离人员，但在抵达广州时的最后关头，他选择了放弃前往台湾――母亲早逝，把他养大的祖母成为他最大的牵挂。他对负责撤离的军官说：“我要和亲人在一起……”
从广州回成都，走到湖南的时候，遇到了解放军，苏子良等国民政府旧军人就地起义，加入解放军。但随即召开的全民斗争大会，让他们“心里凉到底”，“是不是要这个样子斗争我们啊？”
在拿到一个解放证后，苏子良利用自己的开车技术，一边帮人开车，一边回家。1950初回到家后，成都已经解放。没待3个月，“政府招汽车兵，说是要接一批新车，动员老兵前去”。
就这样，1950年4月，26岁的苏子良再次为国应征入伍。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次征召是为了抗美援朝。苏子良回忆，他加入的是驻守成都的解放军第60军，直到部队到了河北，才知道要当抗美援朝预备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第二年3月，苏子良所在的60军渡过鸭绿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和那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不同，作为一名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汽车班班长苏子良纠结无比――开汽车是美国人教他的，在印度乃至后来多年的美国军援，让他对美军印象很好。
“美国人把士兵性命看得重――我们开车，抛锚了，他们就让换一辆开；碰坏了，也不会被打屁股、罚禁闭；丢个枪啥的，更不会被骂；他们的俘虏回国，还可以投票选总统……”
在朝鲜的那段日子，苏子良常思考一个问题：战争真的有正义一方吗？那些曾经给予中国巨大帮助的美国人，现在成了“侵略者”，昔日的盟友成了敌人――这一方面让他感到迷惘，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又让他有一种负罪感。
作为军人，军令如山，纠结只能放在心底，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经历，让他处处低人一等，“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他只能勤勤恳恳地开车，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共产党的做法也让他感到温暖。比如，他本人在抗美援朝前线服役，当地政府给他成都的家里，发了一份和军队相同的薪水，同时，也对其家庭给予特殊照顾――安排他的弟弟为户籍警；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这场战争，让苏子良获得了一个不褪色的护身符，在后来多年绵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免受批斗劳教之苦。这让他唏嘘至今。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