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战俘则主要是在第四、五次战役后撤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此前，“联合国军”战俘营中只有600多名志愿军战俘。
谈判双方最后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联合国军”收容的中朝战俘，10倍于中朝军队收容的“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
由于这个悬殊的数字差，使战争又多打了一年多。
战俘，成了“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应该承认，中朝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谈判地位相当被动。
什么“一对一交换”，什么“自愿遣返”，完全是“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被打得恼羞成怒的心态下出笼的一个损招。美国人心中很清楚，对有着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两万战俘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兵员资源产生哪怕是些微的影响――这样做在军事上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其所有的意义全在于想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没有“人权”，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来朝鲜作战的，从而以此来挽回在战场上与对手打得僵持不下所丢失的脸面――因为无论是谈判还是打，“联合国军”手中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军队也实在没有逮住什么便宜。
说停战线吧，开战时在三八线，与中国军队交战是在鸭绿江边，现在却在三八线附近被粘煳住了。虽说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夺取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区也比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区要大一些，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本身在兵员上就居于劣势的“联合国军”方面难以承受的。有些国家已经公开声明，绝不再向朝鲜增派兵员，已派出的兵员损失了也不再补充，直到打完为止。
美国军事历史专家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曾经不无调侃地评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惟一可用的方式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至于“停战监督”，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原想用“自由监督”难为对方，却被人家一个“中立国监督”给瓦解了，反而给自己找来了不少麻烦。
算来算去，现在只剩下战俘这一项――也是最后一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尚有些文章可做，而且“联合国军”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还具有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
这件事儿狠狠地救了山姆大叔一把。
打得狼狈谈得窝囊的美国人这会儿哪怕是见着根稻草也要把它捞起来当作铁拐杖，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己手中。
有人，就可以做人口买卖，就有文章可做。
杜鲁门这回是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哪怕这将给美国人到处标榜，涂抹得光辉灿烂的“人权”旗帜甩上一团大大的污泥。
这就叫狗急了跳墙！
粗粗一看，“自愿遣返”也好，“一对一交换”也好，好像都有那么点公平合理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这里面却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中国军队的战俘大多数是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且不说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最根本的精神教育支柱，且不说“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对于得到土地的农民群众那种毫不含煳的号召力，仅从千百年的形成的故土观念和“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的理想生活境界来说，如果不是胁迫和欺压，从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农民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愿意回到祖国，回到等待他们耕种的土地上。50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会儿城里到农村招工都要反复动员，还不一定招得上。
后来战俘营中的反抗斗争和美军的残酷镇压也向世人证实，所谓“自愿”，完全是一种在控制下的胁迫。关于这一点，大鹰所著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有详尽的介绍，笔者不再赘述。
出这损招的美国人让美利坚合众国蒙受了国耻！
杜鲁门、李奇微们的这种作为实在让人瞧不上。
其实，就是在美国军政当局内部，对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不是没人发出不耻之声，比如“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伊海军上将，比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对“自愿遣返”表示过异议或贬损其价值。
可问题是，不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面子上哪去找？
归根结底，这还是恼羞成怒下的损招。
要是打得顺手，美国哪会费神折腾这种下作把戏？
比如海湾战争，美国人打得清楚，赢得明白，逮了10多万伊军俘虏，放得也痛痛快快干干净净，绝不来什么“自愿遣返”、“一对一交换”什么的。
留着干吗，还要管吃管喝，多麻烦！
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开打。
打也麻烦。
1951年12月27日，停战谈判30天签字期刚一过，“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就命令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提出转入攻势作战的计划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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