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岛
3万人被一艘大船运往荒岛
来到越南后的第62个中秋节，余集年与他的6个儿女和孙辈30多口人共度中秋。如今的余集年讲一口地道的越南话，他的儿女们听不懂汉语，儿女们嫁娶的也是越南人。他们在胡志明的标准画像下，按照越南的习俗度过这个中秋。
而刚到越南时他和战友一起过中秋，看着异国的月亮悬挂在泰国湾的碧水幼沙之上，湖南人、湖北人、东北人、广西人……他们怀念那些团聚在丰盛的餐桌前的日子，父母曾经的关心，或是儿女，或是爱人，总有一个理由让这群年轻人黯然泪湿。
“有的老兵到岛上时已经四五十了，整天就跟我们说打日本人的事情，说是没日没夜地打，死了好多人。”余集年说，那些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在所有士兵里面，老兵是最思念家乡的一群人。
富国岛的夜晚是美妙的，圆月悬挂当空，照亮着泰国湾和椰林下的沙滩，刚刚在夜市上喝出了几分醉意的人们在沙滩上追逐嬉戏，或者躺在沙滩椅上看着远处的大海，吹着微风悄悄睡去。
二战结束时，在越南北部受降日本人的正是国民党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将部分缴获的装备交给了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法国人其实一直都很担心我们，让我们呆在林子里，不准出来。”余集年说，当时每天只能吃两小碗稀饭，一切都要听法军的指挥。
解放军追到爱店停住了脚步，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即透过广播，谴责在越南的法军不应同意国民党军入境，并且要求法方负起所有的责任。尽管新中国政府对法方表示严重抗议，不过这支国民党残部毕竟已解除武装，离开国境，比起仍流窜在各山区打家劫舍的游杂武装，实质上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法国仍在急剧变化的中国政治中左右权衡。
对于那些曾经征战在抗日的各个战场上的老兵来说，这是一个耻辱，黄杰进入越南后不久，发现法国人开始闪烁其词，随后黄杰被法军派专机接到西贡软禁。1950年3月，法方又将他们移至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由于脱离了前方的险境，黄杰部队开始重整编制，兴建营区，最后金兰湾的人员悉数转来富国岛。而这支3万人的部队被一艘大船运往了富国岛。
法国人经过对各方利益的权衡，将这只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安排在越南距离中国最遥远的荒岛上。
“好大的船，我们所有人一艘船就装上了，只知道要去一个叫富国岛的地方，但是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余集年登上了这条大船，犹如蹉跎的岁月一样，在茫茫大海上摇摇晃晃。
远离中国的富国岛炎热潮湿，569平方公里的岛上仅有不到10户人家居住，几乎可算是荒岛。“要走好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到处都是丛林，没有道路，没有房子，只有法国人按时供应的很少的粮食。”这支缴了枪的军队，经过数月的行军转移后，士兵衣衫褴褛，瘦骨嶙峋。
“我们在岛上自己砍树建营房，四处寻找野菜，有人也开始逃出去做苦力。”余集年和他的战友们挖出了这个岛上最初的道路，以排为单位搭建起岛上最早的房子。毒虫叮咬，走兽袭扰困扰着这群国民党士兵，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
可是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开始，法国人自然而然地归入了西方阵营。与此同时，胡志明领导的越盟革命活动越来越活跃，法军节节败退。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
余生
留下的1500多人只剩他
越南的国庆节氛围不仅洋溢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街头，在富国岛上同样是红旗飘飘，胡志明的头像被贴上大街小巷，电视、报纸每天都用大量的版面和时段报道与国庆节相关的内容，号召学习胡志明精神的专栏天天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街头的宣传栏里，越南的独立与解放成为了主题。
潘家任是岛上唯一的专业中文导游，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游客是他最愿意带的团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最后的老兵余集年。“其实这些国民党兵是这个岛上最早的建设者，但现在他们的日子最苦。”潘家任说，现在居住岛上的人多数是新移民，而过去的老兵多数生活在乡下。
由于多年来，在越南没有华文教育，使得这些老兵的后代都不会说中文；近年虽然放开了中文教育，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自然等科目仍属于禁区。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对中国几乎没有认识，他们是标准的越南人。
“1953年，台湾派船过来接我们回去，但是当时我已经在这里做工，几乎算是脱离了部队。”总是吃不饱饭的余集年和其他一些士兵开始外出谋生，年轻力壮、头脑聪明的他们辗转到越南南部各个省打工，其中一部分人在越南讨了老婆，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因为生病，或者遭毒虫叮咬而命丧异国。
回乡无望，这些老兵唯一的希望是去台湾，而士兵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富国岛留越国军汇编》中记载，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安排下搭机秘密先行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报告富国岛官兵的情况，并安排具体的接运工作，一个月后黄杰再返越南，三年郁闷一扫而空，带着放松的心情，他趁机饱览山光水色。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两艘军舰到达富国岛阳东港，3万人分7批离开，而另外1500多人自愿留在了富国岛。余集年这时已经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而且很快就要结婚。“我想在哪里都一样，当时这边还是法国人管理，做工可以挣足够的钱过日子了。”余集年用含糊的广西话说，他的妻子是祖籍潮州的华侨，是他在打工过程中，通过其他华侨介绍认识的。所以他决定和另外的1500多人留在越南。
离开前，黄杰在富国岛为死去的官兵立下了一块纪念碑。至今，这块碑仍然矗立在富国岛阳东的村庄里。只是这块碑前不再有人祭拜，周围盖满了民房，碑下堆满了垃圾。孩子们在这里游戏，打闹，他们读不懂碑面上的那些文字：“中华民国留越国军病故纪念碑”，题写碑文的正是黄杰。他在告别富国岛前夕留下诗句：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在法国统治时期，只要在越南合法缴纳税收的人，很容易就能拿到越南身份证。余集年和许多留越老兵一样，成为持有越南护照的第一代华侨。凭此，余集年在越南南方做工、经商，逐渐融入了越南社会。但很快，北越政权将美国人赶走，整个越南都解放了。有条件的人纷纷外逃，而这些正在搭建自己事业的老兵却不得不留在越南，他们用尽力气，却只能勉强糊口。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大多也只能依靠子女提供粮食勉强度日。
而另外一些老兵再次卷入动荡不安的越南战事，依然是在意识形态争夺的过程中死的死，伤的伤。“几乎没有了，大多数被接走，留下的那部分有的参加了越共，有的参加了南方伪政权的军队，死的死，逃的逃。”余集年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他用更加含混的广西话说，有的人死得很惨。
他们渴望回到家乡，“但也只能走到中越边界的地方，远远地看一看。”《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说，许多老兵后来到了西贡（胡志明市），向台北驻胡志明市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去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方也不好接收，这些老兵后来都生活得很惨。”
在记者去越南之前，刚刚将老兵余集年接回广西探亲的孙春龙说，在岛上现在还有3名老兵，但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不知道哪年这些老兵就全部消失了。按照孙春龙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老兵莫兴业的家，但老人没能等到回中国的那一刻，就在孙春龙带着余集年离开越南后的第三天，离开了人世。
拥挤泥泞的村子里再也看不到莫兴业老人的足迹。老人的灵堂设在堂屋正中央，白色的布帘上用越文写着悼词，正中挂着老人的遗像。老伴从屋里翻出老人生前的箱子，里面都是他与家人的书信，和护照、房产证放在一起。1995年老人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今年补办了护照，准备最后回一次中国，但护照还没启用就永远地离开了。
而另一位原居住在阳东海湾边的老兵，也于记者到来前，追随打工的儿女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如今在富国岛，余集年成了能够找到的最后一个老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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