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
生离死别一去62年
1949年8月，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战役均已结束，白崇禧下辖华中战区部队五个兵团30万人开始南撤，而解放军战士则士气如虹，先头部队早已赶到了国民党残军前面，将绝大部分南撤的白崇禧部围歼，最后剩下黄杰部准备后撤至云南。
离开时，母亲的表情，父亲的嘱咐是孩子们心中永远的回忆，而对于84岁的余集年来说，这一切都在逃亡与求生的过程中被渐渐抹去。
余集年被编入了国民党第12军330师988团，这支部队的司令长官正是后来成为蒋介石国防部长的黄杰。
“我们就是被编进了黄杰的部队，我还记得他来给我们讲过一次话。”余集年是在黄杰部后撤过程中被强征入伍的，经过短暂的集训后，他开始了苦难的军旅生涯。
“部队最先是要撤往广州的，但随后传来消息说，广州已经失守了；后来又打算撤往云南，但是卢汉（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又倒戈了。”广州解放，卢汉起义，黄杰率领的几万国军面临着三面包围，唯一的出路只剩下南边的越南。在大军进入越南的路上，毛泽东已经站在了北京天安门层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想象，接到消息后的黄杰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而对于21岁的余集年来说，他难以预见自己的未来，随着大部队离开是他必须听从的命令。
这一去就是62年。2011年4月，荷兰志愿者缇晓娜受原《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之托，前往富国岛寻找老兵，找到了余集年。得到消息后，孙春龙通过微博，很快找到了余集年在广西的家人，他的弟弟还在世，他们已经长达62年没有见过面。
7月30日，孙春龙将老兵余集年带回中国。在招待会上，孙春龙表示，像余集年这样流落到越南的老兵要凭一己之力回国寻亲相当的困难，因为从富国岛到中国需要多次的转航转车。再加上在富国岛上的生活让这些老兵几乎无法与外界接触，生活水平低下，要以自己的经济力量回国是难以做到的。
离乡时，父母亲自送儿从军，那时弟弟18岁，余集年21岁；重聚时，父母已是黄土两堆，而兄弟俩一个80岁，一个84岁。62年的生离死别罄竹难书，只剩下老泪两行。
逃亡
“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如今的越南正经历经济腾飞带来的焦躁与亢奋，他们承接来自中国广东、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产业转移，新兴的工业区正在土地上蓬勃发展。赚到钱的越南人开始四处旅游，富国岛也不再是蛮烟瘴气的荒芜小岛，它正在吸引着来自越南各地的游客。
余集年也不再是62年前的国军士兵，他是拥有越南护照的越南公民，在中国与弟弟的短暂相聚使他泛黄的记忆多出了几分色彩。他带着弟弟一家的照片和亲人的牵挂回到越南，回到了富国岛，回到了他的生活。
老人与日渐蓬勃的富国岛中心杨东集镇依旧隔膜，从家走到集镇，要穿越纵横交错的小村土路，雨季时这里的道路会变得泥泞不堪，但这些对余集年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很少出门，几十年的海岛生活让他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海岛人们纷纷建起新房的今天，老人依旧守在那间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子里，铁皮已经锈迹斑斑，木板已经腐朽不堪，老人穿着一套发黄的睡衣站在门前，衣领中间露出做过插管手术的喉咙，布满皱纹的脸写满了沧桑的岁月。现在，照看场院中晾晒的胡椒是他唯一的工作。
在来到这里之前，余集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富国岛，更不知道自己将在这里终度余生。台湾已解密的档案记载，1949年12月，黄杰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而陈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保存华中部队这仅存的力量，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于是，黄杰随即向白崇禧、陈诚发出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洽商假道事宜。
1949年12月12日，双方签署协议。法方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同意分为500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
可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14军第63师当即被歼，第97军副军长郭文灿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2月13日上午，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其中第十四军第十师担任掩护工作，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着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这也是最后离开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之一。
入越
缴枪给法国人才有饭吃
这支30万人的残兵最后进入越南的仅有33400余人，其中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余集年就是3万余人中的一员，1949年正月入伍的他没有真正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就开始了逃亡生涯。
余集年瘦弱的身体夹杂在从辽沈战场、淮海战场撤下来的老兵当中，长官们总是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撤退只是暂时的，他们很快就可以打回中国。
老人至今记得，离开中国时的情景。“我们从爱店出去，走过一个山丫口就离开中国了。在越南那边是法国人驻守，我们的枪炮都全部交给法国人了，然后给我们一点粮食。要缴枪才有饭吃。”说到这些老人有些激动，因为从那以后，23岁的他就很难吃到一顿饱饭了，每天两小碗稀饭使这个当时的年轻人总感觉饥肠辘辘。
和余集年同样心情复杂的还有他们的兵团司令黄杰，这位国民党抗日名将在后来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于12月13日上午9时，率兵团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行到爱店市街，只要向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泛起在我的心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寸土必争，如今在艰苦的斗争场合中败下阵来，有什么理由把责任诿卸？因此我的心境，既惭愧，又悲愤，更有无尽的迷惘与痛苦。我揉杂这些复杂的感伤，一步步地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当我不时回头远望爱店那边的丛林与青山时，我坚定地告诉随从人员：”我们一定要再打回来！‘“
爱店与峙马屯为中越边境南北对峙的两个高地，相距约500米。爱店位于广西南部边境，当时有一小市集，商店数十家。峙马屯位于越南北部边境，有碉堡数座。两点之间，有隘谷一条，成为中越的天然国界线。然而黄杰直到1995年在台北去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大陆。如同历史中，那些被驱往南方的遗臣都曾誓言要打回去，但最终只能在新朝如日中天的光芒中客死他乡，打回老家的豪语从最初儿孙枕边的故事变成了遥远的、逝去的伤感。
老人在岛上生了6个孩子：3个男孩3个女孩。在他的旧房子后面20米左右便是三儿子的新房，钢筋水泥的建筑可以抵御台风和暴雨，干净整洁的客厅里放着木质的沙发。和所有的越南家庭一样，进屋要脱鞋子，堂屋必须挂一张胡志明的标准像。
60多年过去，老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在自己简陋的屋子里趿着鞋走动，堂屋正中间放着一张贡桌，胡志明的标准像也被省略，在老人床头柜上依然放着发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文书，一本是讲述世界格局的当年的时评，一本是带有道教色彩的宗教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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