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注：（《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 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 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注：作者是已故北大教授蒋梦麟，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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