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雄叔的药物。2014年冬,雄叔重病缠身未能工作,终于去领综援。
最后的日子,他每晚身体痛得厉害,躺在床上,只好点口烟。他在小巷有一邻居丰哥,是他以前的江湖兄弟,丰哥记得:“他说死了都没人理,在这里,起码有我。”难怪雄叔不要他的公屋。
雄叔的最后数天,丰哥每晚都听到雄叔在帐内呻吟。他走的前一天,丰哥用救世军的轮椅,送他去医院。“他整一个人都缩水了,医生说他应该过不了今晚。但他打死都不住医院。”“我应该不行了。”临走前的一个月,他跟记者说。“你有什麽还想做的?”“我想见我的子女。”
2014年冬,雄叔在他的床上,动也不动,救护员为他戴上氧气罩。
雄叔走了,他的小巷邻居丰哥,买来祭品悼念,“他没有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到他的子女。”
他走的那天,做保安的丰哥上班未归,发现他遗体的是记者。遗容没有笑容,但算安详。
记者在社交网络人肉搜寻,找到他第二任太太,两名同父异母的儿子。前妻办了法事,遗体在香港葵涌火葬场火化。“除了儿子,他有没有问起我?”前妻问。记者摇摇头,她也忍不住哭了。他两名儿子说,一直都觉得父亲是坏人,但血浓于水,他们还是来了,捧着父亲遗照,给他们的爸爸,送了最后一程。
雄叔在路上,终可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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