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收尸队”:用身体换取老兵晚年的爱情(组图)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中风的老兵也不忘去歌厅，歌厅走廊墙壁上贴满了歌女的招牌。）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荣民”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性交易的地方。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荣民”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