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参访“退辅会”佳里“荣民之家”,与正在下棋的老兵话家常。)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女人香”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