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画，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柏、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
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
“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
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情报。
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
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即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
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
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
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
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
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看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菁英在混乱时代中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
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征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仅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
然而到了现代，战争机器的精进，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和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
朱谌之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吴石着墨不多，反而对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
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档案虽然指出朱谌之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失败，但仍掩不住对朱的人格表示“诚有可取法之处”，至于承办人员李资生对朱谌之的描述笔调虽然浮夸，但仍有一情感的轮廓，他写道：“朱小姐虽然是一个被党重视的女干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养，显然不太够，她对于什么马、列、史、毛的理论是没有深刻认识的。据她自己所说，与共产党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过去她替党工作的经过，甚至于她入党的经过，都可以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党员，而只是情感的党员。情感重的人，可以对人好，也可以改变她的好，朱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保密工作人员把握了她这样一个弱点，只需要用情感去征服。生活上的优待，谈话上的安慰，接触上的温和...。”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