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环境里做色情杂志,钟健强没有社会压力。他的家人、朋友、老师,全部都知道他做这个。中学老师跟他见面时还会揶揄他:“做不做封面啊?倒闭了没有啊?”当年教过他的女老师,现在已是祖母级人物,会跟他开玩笑说:“我可不可以做封面啊?”
“做咸书的时候,我除了要过老婆这一关以外,其他都没有理会过。”钟健强说,当初如果妻子反对,他会放弃做。妻子是某知名时装公司的高管,一句“一盘生意而已”,让钟健强如释重负。
钟健强珍视能让色情杂志出现的香港。28岁那年,他和朋友通过电视直播北望神州,一群男人哭得一塌煳涂。在谈话中,除了“就这么简单”口头禅外,他还喜欢在一番针砭后说,“对不起,我是在自由社会长大的,不要介意我这样说哈。”
在酒吧里,他频繁地打着呵欠,但依然说得兴高采烈。这时邻座传来“砰”的一声响。钟健强条件反射般站起,走过去扶起地上的一个女人。原来是一名女士醉酒倒地了,把酒杯也打碎。钟健强扶她坐好,反复问她:“有没有割伤啊?”确认女士没被割伤后,才返座继续谈话。
钟健强谈自己这一代人和香港80后、90后的区别,“我是60后,那时很穷,什么都要自己去拼,我们是没有资格埋怨的。现在80后条件好了,却有很多怨言。而90后呢,他们遇到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时代——挣钱、发展的机会都在内地了,他们就不是埋怨,而是放纵了。”
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不变的是,他依然庆幸还有一个地方允许人表达意见,“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自由思想、言论自由重要。香港人骂政府是家常便饭。政府你不对,我就骂咯,就这么简单。哇,在某些地方,原来你骂政府是会死的,是会被关上十几年的……”
相比失去色情杂志,他更恐惧失去香港。曾经有人劝他运色情杂志到内地卖,他拒绝了,因为这在内地是犯法的,“有人用十分之一的价钱,向我买了过刊到内地卖。在深圳那边卖80元人民币一本。这些钱是他赚的,不是我赚的。我非常尊重各地的法律法规。内地有这样的法规,你就不要来搞我了。”
他话锋一转,“你说过50年不变,你也别来搞我了。哈哈,你有没有觉得香港人很顽固呢?”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
人物周刊:在电影《豪情》里,古天乐饰演的角色和妓女发生了性关系。而古天乐演的就是你。你办色情杂志的时候,有那样做过吗?
钟健强:没有!不管你信不信都好。那时候我觉得,做这一行的大部分都不是好人,我不想跟这些人有瓜葛,不想欠他们的东西,我宁愿他们欠我的东西。全行业的人都清楚,如果被我知道员工嫖妓不给钱——嫖妓已经不正确了,还敢不给钱?我是马上炒掉他的。也因为这个原因,炒了很多员工。
人物周刊:跟内地相比,香港对色情业的管制是宽松的吗?
钟健强:说起来是这边比那边宽松。但实际是内地宽松好多!(大笑)在香港,如果你不是当场抓到,那就没事。但内地不是,内地是想办你就一定能办到。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就有黑钱存在。所以内地很繁华,所谓严打时其实也还有得玩,色情场所不要做出头鸟就行了,比如不要在香港的杂志做广告。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批评你的声音出现?比如说“诲淫诲盗”之类的。你怎么看?
钟健强:有!太多了!甚至有人说我做了这个色情杂志导致了他弟弟的死亡。但这完全不会影响到我。我不是作奸犯科,我没有逼人做任何事情。我经常跟员工说,你去给妓女拍照,女的如果不肯脱衣服,你就不要逼她,赶紧给她拍几张照片,好让她向老板有交代,回头就把她的相片删了。我到现在一躺下床就能睡着,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
内地影视剧“大而无当”
人物周刊:在剧本创作中,有哪些精神或理念是你一直坚持的?
钟健强:我喜欢做些有暖意的东西。有个情景喜剧叫《城市故事》,是我入行没多久做的,我很喜欢。就是讲一家人之间的温馨故事。那时是香港的80年代,有对小夫妻拿出工资的一半买楼,回家每晚吃方便面,他们也是开心的。我喜欢写这些纵使是辛苦地熬但也希望开心的事情,像《金枝欲孽》那种勾心斗角的戏,我写不出来。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和内地都做过编剧,怎么评价内地的影视剧?
钟健强:用4个字来形容吧,“大而无当”。因为内地钱多,所以制作很宏大,但内容略显空洞和陈旧。你们都熟悉一个词:狗血。哈哈,狗血剧。现在内地都是这个阶段。韩剧也一样,内容很多时候都是癌症啊、死亡啊,很狗血的。其实是观众需求嘛。观众也要有一个进步的时间。香港的电视剧进化了这么多年,情况会好一点。现在内地影视剧就等于香港七八十年代起步那时候。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内地的影视剧,还有什么不利于剧集质量的因素?
钟健强:哇,这个真是……要讲可以讲3天了。
人物周刊:那选一两条最重要的来讲吧?
钟健强:比如一个煤老板,拿钱出来拍一部电视剧,他是外行,一点都不懂,但可以审查你的剧,说好不好看,可以将他喜欢的演员——其实不合适的——就硬塞进去演。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另外,电影或者电视公司,会找几个大学生写一大堆东西批你的剧。大学生也是外行,做这个影视剧的整个过程他都不在场,他们看了文字大纲之类的东西就开始批评,而且还是收钱做批评。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只要有钱收就干,现在内地非常盛行这种东西,这是影响创作的。
希望香港能影响到内地的道德
人物周刊:在北京待过3年,你对内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钟健强:香港人看内地,一定是不好的地方多过好的。你说内地有没有钱?有钱!但公德、道德就真的很差。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北京打的,难到“无伦”。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没有人会排队,大家都挤上去,而在香港是会排队的,内地一定不会。第二个原因是,香港(出租车)是不会拒载的,内地会拒载——“我去哪里哪里”,“我……我北走”,然后就开车走了。
人物周刊:吃的东西呢?食物安全方面有过担心吗?
钟健强:有毒食物说出来,是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怎么可以为了赚钱,而去牺牲另外一些人的性命呢?我将这些归咎于“文革”。“文革”摧毁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像孔庙这些都推倒了。所以“文革”第二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只知道什么叫赚钱,不会再有中国人原有的那种温柔敦厚。现在整个中国,有道德的只在香港。香港人即使害人,都不会害到令人连命都没了。我们不会做头发豉油,一定不会有六七年的鸡脚。别介意,我不是憎恶内地人,我只是憎恶没有道德的人。
人物周刊:香港的文化产品,例如港剧、港片、粤语歌,都曾对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现在香港这种影响力下降了,不少香港导演、明星北上。你如何看待香港的这种“失落”?
钟健强:香港以前每年有三百多部电影,现在只剩下十部。因为导演、演员大部分都北上赚钱了。香港的失落是因为这帮人离开了香港。不过,内地的电视剧只限于你们13亿人看,没有什么剧可以打出内地。但是香港这边,很早就已经证明自己是国际性的了,有很多剧打到了欧洲、美国。除了好莱坞之外,香港是第二个世界性的电影市场。我觉得这始终有作用发生的。
人物周刊: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香港还可以再影响内地,将会是哪些东西起作用呢?
钟健强:我仍然觉得会是电影电视。我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回归了。干这行的人,除了赚钱外,还希望有一个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只是满足观众的要求,不希望受到限制。比如说鬼戏,鬼戏其实是讲人性的,它很重要,在泰国、美国、香港都有。但内地不允许拍鬼戏。《聊斋》是例外,他们说《聊斋》是名著……我希望香港能影响到内地的道德,希望内地能够重新有自己的奶粉、自己的油,重新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份信任。不是说香港每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那份信任。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言谈中?
钟健强: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人们知道,这个人有趣味、他发生的事情有趣味,大家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不是淡的,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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