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店发传单兼卖奶粉被称为“香港叛徒”(图)

　　“但是一定要保留白底。”林翔说。所谓“白底”，就是从未因携带水货而被海关拘捕、要求缴纳货物退港税的水客，没有案底，身家清白。“如果你有一次被扣下了，发货人也会说没关系的，但是他再也不会找你。”

　　不过对于那些老手水客来说，只要稍稍注意带货方式，基本可保平安。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内地入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而超过的额度则需要征税。以境外奶粉为例，超过1.8公斤限制的，每公斤要征税20元人民币。

　　据香港社民连主席梁国雄称，很多做水客的人向他介绍，“海关人员有的被水货货主贿赂，会在特定时间和关口放过水客，水客过关是定时定点过关的，若内地方面严加管治，则不会出现水客问题。”

　　除了专职水客之外，还有些偶尔兼职的水客。这些人以在港工作、读书的内地人为主，因个人事务会时常过关到内地，偶尔在网上与发货人联络。在香港修改进出口条例、限制离港人士携带奶粉重量后，“奶粉水客”的身价一夜间翻番，原来每罐30元人民币的带货费，现在要60元。兼职水客只需带两罐，就可以赚回从香港红磡到罗湖(香港动铁线最后一站)的全程往返地铁票价。

　　在水客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生存等级。携带洗发水、益力多等水客处于收入最底层，通常一瓶洗发水的带货费约为10到15元人民币。从香港关至内地关之间的免税店发售一些内地难买到的香烟，一条港版万宝路的带货费不到10元。

　　高端水客专做电子产品，一部iPad的带货费约为100元，苹果手机至少50元。在新政出台后，奶粉的带货费从每罐20到30元上涨至每罐50到60元。

　　应聘成功后，组织者会把水客进行分组，通常是新老搭配，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一些水客头目会对新手进行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如何应对海关人员突如其来的检查，包括对所携带品牌的来源、价格、用途等，有时水客组织者还会给水客塞几张购物小票以证明所带货物是自用物品。

　　有香港媒体报道，在“奶粉新政”出台后，出入沙头角中英街的水客统一了口径。有海关人员向一名女子寻问奶粉的品牌，该女子不仅回答出了奶粉品牌，还补充回答“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学会抢答剩下的问题：“益力多是给乡下亲戚的。”

　　“现在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奶粉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且还煞有介事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幼儿照片作证。”海关人员向媒体表示很无奈：“以前是一问三不知，现在对答如流，我们搜证越来越困难了。”

　　蚂蚁搬家

　　据关贸问题专业人士、中海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秦阳介绍，水客的组织形式主要是“蚂蚁搬家”：从“境外供货商”——“水客团伙”(化整为零)——“水客”——“水客团伙”(化零为整)——“境内销售商”的“一条龙”团伙走私模式。而“水客”群体只是处于这一链条的最低端，只赚取些带货费。

　　“人民公社”书店老板邓子强也熟悉水客。他介绍，以进口奶粉为例，水客带货费通常由发货人与买家共同承担，其中买家承担大部分费用，但最终均转嫁在终端消费者身上。而香港方面上水站的一位水客说，货物一旦在内地海关被扣，需缴纳退港税，这部分费用完全由内地买家承担。

　　林翔不肯透露自己的供货人信息，但表示仅以奶粉为例，香港有很多供货商，有些是直接从国外进口，另一些则与本地药铺达成协议，以较低的价格大批拿货，囤积到一定数量再寻找内地有需求的买家。

　　在香港实施“奶粉新政”后，原来专做奶粉的林翔，也转向“杂货”水客行列，而“杂客”也是内地水客中的多数。

　　一位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内地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香港做水货业务，主要负责奶粉、电子产品、进口化妆品的供货，到大学三年级时，最多一个月收入达到六万元人民币。他的货源很简单，电子产品与化妆品只需以原价在香港买入，与内地相比，光是免除进口税这一项差价，就让他可以在每件iPhone上加价几百元。而只要与几家药铺达成默契，大量买入奶粉是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的。

　　从抗议到被抗议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在经常往返两地的水客中，香港水客与内地水客的比例为6：4。“奶粉新政”出台后，香港海关拘留的违规携带奶粉出境的旅客，也以香港旅客为主。

　　香港地区的水客群体，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靠近深圳罗湖口岸的上水站。在港府打击水客前，上水站出口附近的人行通道，每天都挤满了排队等候取货的香港本土水客。

　　他们多以当地居住“公屋”的居民为主。按照港府规定，只有每月最高人均收入低于一万块港币的个人或家庭，才有资格申请居住政府提供的公屋，这意味着，公屋居住者属于香港社会最低收入群体。

　　“弱势感”曾为香港水客获得一些同情。2004年，香港地铁罗湖站发生过一次与水客相关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是水客群体本身。当时，许多水客多选择从“罗湖村居民信道”进入香港交货取货。按规定，只有口岸工作人员及香港罗湖村村民才可使用信道，其他旅客则必须在地铁罗湖站搭乘东铁到上水站方可进入香港本岛，往返交通费用近四十元港币。

　　为省时省钱，大量的香港水客使用这一专用信道，使得信道拥挤，影响当地人出行。当时九广铁路公司封闭了该信道，造成水客不满，发生了200多人的抗议活动。时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国雄也到现场声援，支持香港底下阶层靠水货生意自立更生。

　　但九年后，在“一签多行”政策的激励下，内地水客人数大幅增加，水客在香港的生意越来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邓子强的一位亲人就曾是水客，“香港水客还是有规矩的，分货时会排队，”邓子强说，“内地水客在地铁上常常撞到人，的确扰民。有些水客的行李，在地铁车厢里还会撞到其他人。”

　　2012年9、10月间，香港本地网民开始在Facebook、高登论坛等社交媒体上发起“光复上水”行动。经常有几百名网民聚集在上水车站外，抗议水客影响居民生活。

　　如今担任香港社民连主席的梁国雄，对水客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针对“光复上水”运动，他表示：“水货确实影响居民出行，并让物价提升，因为很多产品如奶粉，产量是有限的，我是支持上水居民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为保证当地居民生活和港铁秩序不受水客影响，去年10月，香港地铁规定，乘客携带的行李，长、高、宽总和不可超过170厘米，任何一面的长度不可超过130厘米。违例者将被处以最高2000元港币的罚款。新规出台后，在港铁粉岭、上水等靠近深圳罗湖口岸的车站入口处，工作人员曾一度对每位旅客的行李进行测量检查。

　　但这一规则仅实施了不到半年，在限带奶粉法令出台之后，港铁上水站管理人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奶粉上了。在上水车站，当一些乘坐轮椅的老人、手推婴儿车的居民，拍卡进入车站时，工作人员往往会主动帮其入闸，对放置在轮椅、婴儿车下的货物，也会偶尔睁只眼闭只眼放行。

　　转战中英街

　　3月1日起，香港实施“奶粉新政”，并在香港海关离境处增设检查关卡。海关人员要求携带大量行李的旅客逐一接受行李检查，对违规携带超过两罐婴儿配方奶粉的旅客给予罚款或监禁处罚。

　　新政实施后的十几天里，港铁上水到罗湖站清净了许多，地铁上再也不见水客蜂拥的景象，往日喧闹的深圳罗湖口岸也有秩序了很多。邓子强介绍，自从3月1日起，进口奶粉的水客带货费上涨，一些原本专做奶粉的水客为减少交通成本，暂时停接业务。邓子强的书店仍然每天接到内地的订单电话，但货物都压在香港这边，发货速度极慢。

　　但是地铁车厢里，还是偶尔可以看到“奶粉水客”的身影：他们的工作则是听从发货人的召唤，将一箱箱奶粉扛上东铁线，在到达香港罗湖地铁站之前，把每箱十几罐的奶粉分成两罐一袋，再发给其他水客，各自带两罐奶粉和其他杂货过关。

　　奶粉新政后，一些水客开始了自己充当货源的角色。在深圳罗湖口岸，一些水客会向买家寻问是否需要帮助寻找货源，并麻利地计算出分别从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等不同地域发货的带货费和交通成本。水客自己充当货源，还可在带货费外赚取两地差价中的一部分。

　　据林翔介绍，新政实施后，已经有一部分水客转向沙头角口岸的中英街了。由于出入中英街只需经过深圳方面边防武警的检查，不须经香港海关，该地成为两地执法的盲点。在新政出台的第一个周末，大批内地水客和“奶爸奶妈”涌入中英街抢购港版奶粉。

　　在香港未回归年代里曾盛极一时的中英街，自回归后曾一度萧条。拜内地毒奶粉所赐，重现昨日辉煌。但仅几天后，内地边防就开始配合香港方面，要求出入中英街的游客，每次限带两罐奶粉。

　　许多拒绝了采访请求的水客都有一种担心：面对媒体会令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并且自己本身做的是“走私”行当，心有不安。但仍有网民把他们称之为“水侠”：游走在危险的边境线上，为内地同胞源源不断运来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不能多带奶粉，还可以带尿片。”林翔并不因香港的奶粉新政而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由于价格和品质差异，内地买家对港货的依赖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感谢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