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干预造成健保亏损，不仅仅发生在健保推出当年，事实上，这一问题一路延续下来，不只未改善过，还会有恶化，比如1999年的调降眷口数。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眷口数”这个概念：前头说过，受雇者的保费是由受雇者自己、雇主和政府共同分担，但受雇者的未成年子女及父母等家眷，是挂靠在受雇者名下加保，换言之，雇主和政府也要分担被保险人家眷的保费。
但每人家眷数目不一，为了保护家眷多的劳工不会被解雇，健保制度订定每户眷口的上限为五人，超过五人就不用付费，但一样享有保险。但到了1999年，在“民意”的压力下，“立法院”通过将眷口数从5人调降到3人，雇主和劳工一下子省了两个人的保费；再者，如果民众成心钻法律漏洞，让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家庭“两户并成一户”，就能节省更多的保费。
“立法院”决议调降眷口数时，正值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三强竞逐“总统”的前夕，调降眷口数和这场选举有没有关系？大家心照不宣。但更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调降隔年，健保年度收支就从勉强平衡转为亏损66亿元，对健保的伤害可见一斑。
回顾这段历史，从1994年的立法过程、1995年3月的匆忙上路到下半年的修法大战，再到1999年调降眷口数，15年来健保的历史，虽然是迎合民意的民主成果，但从今天其经营的难以为继来看，也同时是一页“政客为刀俎，健保为鱼肉”的负面教材。借着残害健保取得政治利益的，甚至包括执政党自己。原因无它，逐步民主化的台湾，选举的压力愈来愈大。
“便宜又大碗”的制度
1994年7月19日，由国民党牢牢掌控的“立法院”，通过了“全民健保法”，隔年3月1日全民健保正式上路。全民健保15年来，除了费率调涨过两次、眷口数调降过一次以外，基本运作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
首先，民众要以薪资为基础，缴交健保费。举调涨前的费率为例，健保费是民众的投保薪资乘上4.55%。如果投保薪资是33300元，每月保费就是1515元。这笔钱由地方政府、雇主和民众以4：3：3的比例分担，也就是地方政府每月要为参加健保的民众缴600.5元，由公务预算拨入健保局；雇主和民众各缴给健保局455元。
保费基准原则上是以被保险人的薪资为基础，但不是直接用薪资计算，而是在53000元和15800元之间分46级，雇主要选择和员工薪水最接近的数字作为基准。但可以想象，将高薪低报以求节省保费的情况非常严重。
如果被保险人本身就是企业主，政府就不再分担保费，需要由自己全额负担，若是以最高等级的13.17万元（以上）月薪计算，每月保费也不到6000元―就是说，王永庆、郭台铭的保费也不过如此。相对的，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和民众，政府也会补贴保费，最高可以全额补贴。
至于看病，民众虽然缴了保费，但看病还是要缴交部分费用，称为“部分负担”，其他由医院向健保局请款。部分负担要交多少，视民众就诊的医院规模而定。
健保体系将台湾医院分成四级：诊所、地区医院、区域医院和医学中心。以感冒为例，如果到诊所，民众自己付50元，其他费用由诊所向健保局请款；如果直接到较大型地区或区域医院，就要自付80元或240元；如果只相信医学中心的医师，就得付360元。
分级的目的，是希望引导病患落实“小病先到小诊所”，碰上真正复杂难治的症状，再转送到设备比较齐全的区域医院或医学中心，这种制度称为“转诊”。例如生病民众到了诊所，但诊所医师认为设备不足，必须转送上一级的“地区医院”医治的，经转诊的病患自付额仍然是50元。
至于药费，100元以下的药费，民众不用付钱；100~200元，民众要付20元，等比例向上推算，直至1000元以上的药，民众付200元封顶，不会再加，剩下的都由健保局给付。
再以生孩子为例，自然生产的话一般住院3天，一份孕妇生产的收费账单如下：药品1200元、病房7100元、无痛分娩6700元、伙食费4000元、证明书等其他费用300元；新生儿住院3天，3000元。总计22300元。但如果住三人病房（病房费全部由健保买单）、伙食不用特别订的月子餐（普通伙食不用钱）、生产时不打无痛分娩针的话，扣除这三项，生个孩子只要4500元。
200元治个感冒、4500元生个孩子，台湾健保制度的优越性，单单从费用低廉一件事上，就能思过半矣。
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信息部在当年出版的季刊中，针对医疗品质和医疗资源，评比包括台湾在内的27个先进或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台湾健保以仅次于瑞典的名次，名列全球第二。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健保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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