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方案诞生记
身为台湾公共卫生学界大佬，杨志良当年就以教授身份参与了这个全民健保规划。他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最早依国民党政府的规划，全民健保要到2000年才开办。但1989年，当时不太得人望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时，“立委”原本没什么反应，直到俞国华宣布全民健保可以提前4年于1996年开办时，现场竟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全民健保自此愈来愈成为施政的焦点议题，接下来的“行政院长”李焕宣示提前到1995年开办，郝柏村再提前到1994年。到了1993年年中，连战指派副院长徐立德成立评估小组，把全民健保法通过的目标日定在1994年下半年。
“1994年下半年”这个目标期限，为的是政治操作。因为1994年年底是台北、高雄市长和台湾省长的选举，在台北市，国民党提名的黄大洲遭到民进党陈水扁和新党赵少康的强力挑战；台湾省长选举，民进党推出以清廉著称的陈定南，迎战宋楚瑜。
为了稳住即将到来的省长选举，更为了1995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和1996年3月的首次“总统”直接民选，国民党必须推出能让每一个人打从心里觉得受惠的政策，开办全民健保是王牌中的王牌。
但根据台湾《天下》杂志当时进行的民意调查，有超过80%的民众认为应开办全民健保，不过只有22%的人认为全民健保可以由政府完全规划执行。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全民健保办不好，谁该负最大的责任，28.8%（该问题选项下的最高比率）的人回答是“立法院”。
今天拿着这份民调，对照后来的立法过程，不能不说，台湾老百姓对这块土地上的政治人物有超乎寻常的清醒认识。
要观察全民健保立法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7月以前，“全民健保法”从无到有。那时“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在“立法院”就已经受到同党“立委”、民进党版和个别委员提出的许多修正案，大幅度地增加支出，减少收入。
健保制度的要素，也正是各版本搏弈的焦点。以下就举“费率”和“政府、劳动者、雇主三方保费分担的比例”这两个关键要素，呈现台湾的全民健保法从政府规划之初，到立法完成后，其间发生了多少变化。从中可以观察，一个福利制度要稳健长久地经营，要遭遇多大的挑战。
就费率而言，政府原本提出的保费比率，是授权政府在4.5%到6%之间机动调整，但之后经过妥协，把下限调降为4.25%。这也成为健保开办时的费率。
仅保费负担比例，就出现了四个版本，包括：国民党“立委”党团提出的劳工本人：雇主：政府为3：6：1；国民党立委黄昭顺主张2：6：2；民进党的主张是劳工和雇主为2：8或者2.5：7.5的比率分摊。在立法完成之初，原本政府守住了“3：6：1”的底线，但到了1995年2月，健保正式开办之前，为了顺利通过其他配套修法，国民党政府让步，改为“2：7：1”，也就是民众原本要负担两成的保费，现在把其中一成转嫁给政府。
这些修正造成多大的影响？例如费率从4.5%降到4.25%，导致政府每年支出增加120亿元；而保费负担比例退守为“2：7：1”，再使政府每年必须再多负担200亿元。
也就是说，从1994年健保法送进“立法院”讨论到1995年3月健保开办前，健保制度就比政府原先规划的版本，增加近320亿元的负担。最初的规划再怎么宽裕，也经不起这样的摧折。
当时“财政部长”林振国被问到财务问题，无奈地说：“只有增税一途了。”一再呼吁要慎重规划健保财务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则讽刺地说：“人民认为是福利，就给他福利吧！教育选民，不是我们的责任。”
立法完成后，健保正式于1995年3月1日开办，这时“立法委员”们如大梦初醒似地发现，健保是一个取悦选民的绝佳工具，因此纷纷提出修正案，设法减轻普遍或特定团体民众的负担。
于是，“立法院”1995年下半年的会期中，健保法修正案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民进党提案将费率从4.25%再降到3.75%。如果这个版本通过，健保保费一年将短收622亿元。
其他版本，也几乎都只有一个重点：减少选民的荷包支出。甚至包括“行政院”提出的修正案，也将劳工的费率计算基准限制在3.6万元，此外，“行政院”还打算放宽低收入户认定标准，以及减免山地居民（高山族）和离岛民众的保费。这些措施，用意在固守劳工这个“大票仓”，以及原住民和离岛等“铁票区”，但它也会使健保局一年短收超过百亿元。
2008年大选后接掌马政府卫生署长的叶金川，当年正是中央健保局总经理。他说：“如果一定要依民进党版来办健保，那健保就不必办了。”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补了一句：“办不成也好啦。”而沈富雄索性在“立法院”对前卫生署长张博雅说：“如果我是你或健保局总经理，这些版本都通过的话，我就去跳楼。”张博雅满脸苦笑，无言以对。
眼看着情势日渐失控，国民党政府紧急叫停，搁置了1995年下半年这一波修法，让健保免于继续失血。
当时还是公卫学者的杨志良，在健保开办以前，就预期到政治极可能会粗暴地干预健保，其中当然包括国民党为了选举考量，在一切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强令在1995年3月1日实施健保。
“健保的实施日期应是视现实条件而定，而非政治需求而定”，杨志良在“立法院”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批评“行政院”一再宣示全民健保要在3月1日开办，不仅没有考虑到现实医疗环境能否配合，连政府早就应该公告的多项重要法规都还在“审查中”，“充分暴露了‘行政院’在全民健保政策上的进退失据，以及政治高于一切的考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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