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及港澳媒体也同样认为葡共支持下的贡萨尔维斯政权（约1974年5月-1975年8月）是亲苏政权。如香港《星岛日报》1975年3月31日报道《葡新政府亲苏澳门政局微妙》，文章称：
“据澳门高层方面透露：澳门目前尽管表面平静如恒，但政局却由于葡国政权更易而进入微妙阶段，由于葡国新政权军事执政团亲苏联，而中共视苏联为头号敌人。二十七日左派的《澳门日报》亦称葡萄牙新政权为‘葡修’。”
最关键之处在于：葡共所谓“归还澳门”，建立在中国承认澳门是“殖民地”的前提之下
在中苏敌对时期，被中国视为苏联追随者的葡共，其所掌控的葡萄牙新政府所提出的“归还”澳门的建议，无疑应该慎重对待。葡共所谓的“归还”，倘被中国政府视作包藏祸心，也并不奇怪。按照贡萨尔维斯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葡萄牙愿意放弃其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所有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权利。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澳门是“殖民地”，那么，自然，澳门也可以根据其“非殖民化”政策“获得自由”――是“获得自由”，如前引苏联塔斯社1975年6月30日题为《来自北京的“反殖战士”的话语有多大价值》的报道所说的那样：
“根据葡萄牙在世界舞台上的新方针，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为华人的澳门，也必不可免地应当仿效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获得自由。”
所谓“获得自由”，实际上既包括“回归”，也包括“独立”。196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曾通过一份《非殖民化宣言》，宣言要求各成员国立即“在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以及尚未取得独立的―切其他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与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联合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并成立了多个专门机构，来推进其“非殖民化运动”，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
但中国为防范“独立”危险，早在1972年就通过联合国否定了香港澳门的“殖民地”性质
但中国在回归联合国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3月8日，已通过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0日，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再度重申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意见的决议。决议规定，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范畴，港澳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联合国和他国无权干涉，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应由中国和英国、葡萄牙交涉谈判解决。
换句话说，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主动声明，香港和澳门已经从联合国制定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香港和澳门属于殖民地性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如此做，目的其实很简单：1、防范香港、澳门的“独立”危险（澳门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危险，但香港在当时则确实存在，可参见强世功教授著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排除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干预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可参考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因联合国的干预而脱离印尼独立）。
必须承认，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掉香港、澳门的殖民地性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这一定性，国人能准确了解的其实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归前夕，《人民日报》曾特意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对此做出解释。文章说：“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
显然，在1974-1975年间，葡共支持下的葡萄牙贡萨尔维斯政府因其“非殖民化政策”而将澳门回归问题推到台前时，中国政府早已不再承认澳门的“殖民地”性质；葡共虽然有意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名义将澳门交还中国（至少苏联媒体是如此报道的），但对中国政府而言，一者，显然不能自食其言，重新要求联合国将澳门纳入殖民地范畴；二者，倘若澳门问题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归中国，无疑是给性质相似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本，倘若英国政府仿效澳门“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与中国交涉，则香港未必能如澳门这般顺利回归中国，或许就走向了独立。
澳门回归模式必然影响香港，但澳门70年代完全处于大陆控制之下，香港形势则相反
为什么澳门在1970年代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可以顺利回归中国，而香港却不一定可以呢？
先来看澳门的情况。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冲突。澳葡政府的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内地广东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禁止内地供应粮食和用水，迫使澳葡政府屈服，接受左派提出的要求，澳门随之成了“半个解放区”。自此之后，大陆对澳门的实际控制越来越强，1974年葡萄牙国内政变之际，澳门名义上虽然由澳葡政府统治，但实际上已基本上完全处于大陆的控制之下。对于这一现实，当年的媒体多有报道。如1975年7月12日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北京打个喷嚏，澳门就发抖；但是如果里斯本咆哮吼叫，澳门什么事也没有”； “一位经常到中国去采购的古董商说，‘这里谁都知道，葡萄牙只是在名义上统治澳门，真正的老板是中国。’”
香港《快报》1975年7月17、18日的报道《沙加度谈澳门内幕》说得更加直接：“李安道（编辑注：新任澳门总督）抵澳履新后，第一件发现的事情是他自己在葡京时所理解的澳门情况，与澳门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他发觉实际控制澳门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是亲北京的华人资本家，而澳门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治安与行政琐务。他向葡京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实际控制澳门的‘华人领袖们’并不赞成民主改革，更不赞成把澳门交还中国。在报告中提到何贤先生的名字，指出这位拥资亿万的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北京人民政协委员，他的意见足以代表北京。”
毫无疑问，澳门问题解决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同样性质的香港问题。但香港在70年代的形势，与澳门完全不同。此时的香港的走向，完全不在大陆的控制之下。
香港的“失控”，是从“六七抗议运动”开始的。1967年，大陆文革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此前确立的长期港澳政策也被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激进的罢工、罢课、罢市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过火行为。学者强世功如此总结“六七抗议运动”之后大陆对香港影响力的迅速丧失：
“‘六七抗议运动’逐步趋于平息。而此时内地正处于‘文革’乱局，根本顾不了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左派既没有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又丧失了香港民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1970年代。……‘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和北京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香港左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被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归祖国。……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影响到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引发了市民对左派的不满，甚至恐惧。香港的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以寻求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六七抗议运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港英政府采取系统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右派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这无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1970年代，澳门与香港形势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区别，而澳门与香港在战略重要性上又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如前引苏联塔斯社报道所说，就战略重要性而言，澳门相对香港来说，只是“一枚辅币”――则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澳门以 “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归中国；因为这无疑会给香港问题的解决埋下难以挽救的陷阱；而澳门已经完全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不需要急于马上解决回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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