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黄参加公务员考试时的一道面试题很有意思——如果你陪局长去电台做节目，有市民打电话来骂局长，你该怎么办？
小黄说自己当时的回答是：要记下他的意见是什么，回办公室后就为局长找一些背景资料，“局长没可能什么都懂吧”。
他强调道：“最主要的，一定要去回复这个市民的批评。”
“其实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喔。”小黄又补充了一句。
我很想找到这个答案。
次日早上，我来到立法会参观。立法会在香港被视为民意的代表，拥有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甚至弹劾行政长官的职权。而每周三召开的立法会会议都将在全港直播。
在这里，一切都是“动真格”的。去年年初，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就曾以“14票支持，40票反对”，否决了特区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
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香港审计制度的良好运行。每年4月和11月，拥有独立地位的香港审计署都要向立法会递交报告，对各个部门的大小问题作出绩效审计。而被点名部门的官员，则要到立法会的政府账目委员会接受聆讯。
最重要的制衡逻辑是——如果被聆讯官员所在的部门知错不改，意味着第二年的预算很有可能被否决。
2009年立法会政府账务委员会聆讯邓尔邦的答问会现场，常被港人提起。尽管他是律师出身，但这位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还是丢尽了颜面。他被质问28人晚宴如何花掉1.52万元，被质问赴京为何住3000元一天的套房，还被质问在室内空气质量极佳的情况下，为何用7.8万元买空气净化机。在这场面向全港现场直播的答问会上，邓尔邦几次发言均被议员们打断。
不止于此。2007年审计署发表了有关旅游发展局缺乏良好企业管治的报告。接下来，从当年12月到次年2月，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对旅发局官员共进行了15次共46个小时的公开聆讯以听取证供。
香港审计署署长邓国斌曾这样形容立法会、审计署、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10月底我的报告出来了，很多官员就要排着队去立法会解释，那下面的公务员自然会怕，你的上司在立法会被人骂完，回来还不骂你？”
临走前，我报名参加了立法会的导赏团，手续不复杂，亮明身份证即可。
导赏团里内地游客居多。最小的一位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的香港女孩，他的父亲对我说：“趁放假，带她来感受一下。”
立法会大楼的核心是议事大厅。特区区徽下方是立法会主席座，正面和左手边是议员席位，右手边是官员席位。二楼的位置则是环绕大厅高高在上的公众旁听席，下方主席的主持、议员的表现、官员的应答，都可一览无遗。
一篇介绍立法会的文章曾这样总结议事大厅的设计者有意或无意间传达的政治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须时刻牢记，虽然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他们头顶上’的人民。”
而只要出示身份证件，香港市民就可以进入立法会旁听。我们坐在旁听席上听导赏员讲解，不少人左右张望，用新鲜的目光打量着全场。
一个30岁上下穿绿色POLO衫的男子抬头问导赏员：“哎，要是选上议员有工资吗？”
获得肯定的答复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吵吵架也能挣钱啊！”
“大部分议员呢，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愿意竞选议员可能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穿着蓝色西服的导赏员解释道。
坐在我旁边的两个中年女子，并没有参与讨论，而是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
“这套东西能保证效率吗？我觉得不能。”其中一个摇摇头。
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子似乎还没有想清楚：“但我觉得这样做能让政府更透明。”
立法会大楼内有一家纪念品商店。除了一般性的礼品，这里还可以买到3本上百页的《报告书》，内容分别与议员违规、官员违规和政府账务审计有关。销量最好的商品是个硬皮本，金色封面上印满了“尽忠职守、民主、承诺、廉洁奉公、审慎、尊严、高透明度、积极回应、公众参与、公平、公开”这些词语。
商店对面是模拟课堂。很多小学生在这里都喜欢翻看一本漫画书，封面上画着一个穿橘黄短裤白上衣的小男孩，他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喊出了“我要做议员！”的口号。事实上，孩子们常常在这里扮演议员，并且会就“3至8岁小孩乱抛垃圾应该被罚”或者“3至8岁小孩破坏公物无罪”这样的议题争得面红耳赤。
离开大楼时，门口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举着横幅请愿。一个香港学生告诉我，他曾看到过，为方便请愿者及时看到楼内公共政策讨论现场的直播，立法会的工作人员专门搬出了两台电视机。
我一下子想起了金庸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说过的话。他说，立法的初衷就是让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不乏将防止政府犯错视为公民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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