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王东明 摄
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
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
而我真正认识这座城市，却是因为大巴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小黄——我在香港遇见的第一个公务员。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我在其中。
一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
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可以！”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
“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
走出曾荫权所在的办公楼，旁边的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很吸引眼球。
“有点像央视大楼啊。”一个团员笑着说。这栋建筑的造型如同大门，两侧主楼中间的地带是一个狭长的绿化带，可以直接通向海边。在建筑师的理念里，这个造型的寓意是“门常开”，象征开明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并做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在大楼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看见特首走过。外面，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谈笑着穿过这道“门”。
当我们来到中区政府合署大楼，准备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时，刚一进门，便听见有闪光灯“咔嚓咔嚓”声响起。
在大厅西侧的角落，几排香港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他们面前一米多高的案台上，摆着印有不同电视台标志的牌子。我想，曾荫权2005年双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的经典镜头，大概就是被这些同行抓拍到的。
“一有人走进大楼他们就会拍啦。”小黄很镇静地告诉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我们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
内地记者们显然都对这些长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兴趣。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好奇地问：“这难道不会受到管制？”
“不会喔，只要申请就可以了，记者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小黄的普通话还带有明显的粤语腔。
“那你们烦他们吗？”另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开玩笑地问。
小黄略感纳闷地说：“不会喔，这是他们的自由嘛。”
就这样，我们在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楼下，七嘴八舌地聊起了香港媒体生态。小黄介绍说，即使知名度很小的报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他们都会尽快给出书面答复并尽量安排采访。在他看来，香港记者的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都要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闻毒”最深的公务员，其实是曾荫权。报纸往往被他视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说：“我会边吃边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会看到‘心跳加速’，接着我会去教堂冷静一下。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翻阅其余报章。”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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