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苦于无法返回上海。他开始给早年的文友夏衍、孙起孟等人写信，申请落实政策。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孙起孟收到蔡力行的来信以后，立即将之转交予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不久，中央统战部批示上海市落实对起义人员政策办公室，同意其返回上海定居，与亲人团聚。
出狱后，蔡力行得知了谢东闵出任台湾地区第六任副领导人的消息，在永安，蔡力行与其交往甚密。其实，在一年之前，蔡力行还得知了另外一位永安时期的密友严家淦出任台湾领导人的消息，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给中央写信，说，如果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自己可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
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一般，再无音信。
“国事视为己任，”在对外祖父的十多年寻访中，胡锐颖与多位外祖父当年老友交流此事，大家颇为感慨，“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哀莫过于心死’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哀莫大于心不死。”
寻找蔡力行
胡锐颖对蔡力行的寻访，从给蔡振扬写信开始。在母亲的描述里，蔡是与外祖父有着7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
2001年的除夕夜，胡锐颖在上海见到了85岁的蔡振扬。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蔡振扬与外祖父蔡力行竟然是“五同”：同姓，同乡，同龄，同学和同事。
蔡振扬记忆犹新的是1955年组织上对他与蔡力行的关系进行审查。审查时，学校写出“打倒国民党文化特务蔡振扬”的大字报，让蔡振扬心惊胆战。审查花费了约一万元，后来得出的结论是“生活上较为接近，组织上并无联系”。“这一句话救了我的一生，”面对胡锐颖，蔡振扬无限唏嘘，“我与力行兄交往70多年，情同手足，时常联名发表文章，外人常误会我们是兄弟。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代，还是共产党执政期间，我始终无法逃离这种政治阴影，一直提心吊胆，担心受到牵连，导致我的夫人神经衰弱，偶有警笛呼啸而过，就心跳不已，即使现今也是如此情状。”
1999年，蔡力行给蔡振扬去电，想要借500元，恰好蔡振扬的妻子治病需要钱，就没有借成。一年之后，蔡振扬方才知道蔡力行已经去世，方才意识到自己拒绝了交往70多年的好友的最后一个请求。
“真是令人伤悲，惋惜。”蔡振扬说罢，眼泪流下来，没有声音。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胡锐颖寻找外祖父的行为。十年前，胡锐颖第一次见到舅舅。舅舅对他搜集外祖父遗作的举动不以为然，一再追问他此举的意图，说这纯粹是“浪费金钱，消耗心力”。
舅舅把当年的高考成绩单拿给胡锐颖，接近风干脆折的薄纸上面，全部是80分以上的成绩，报考学校是复旦大学，可是自己永远都不能考上。舅舅说，当年，自己被下放到安徽，能干灵活，人缘甚好，与支队书记关系熟稔。每次下达转调指标，必先通知自己去申请，可在政审时进去档案室调档查看，政审人员一出来就摇头变了脸色，他总是大惑不解。
后来，舅舅恳请书记进去阅看，查问究竟，才晓得父亲是“反革命”，母亲是“军统分子”，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在那个转调指标异常紧张的年代，他一个人就浪费了全队三个指标。
去年春节，胡锐颖去合肥看望大舅。他问大舅关于外祖父的事情，未想到大舅质问他，你干嘛来揭我们的伤疤呢？你整天浪费时间，做这些干什么呢？
胡锐颖的母亲在18岁那年考大学，有好心人来劝她，莫考了，你成分不好。前几年，胡锐颖的父亲去教育局查看妻子的档案，里面赫然写着四个字：永不录用。
2009年，胡锐颖与北京市图书馆原馆长薛汕先生夫人张穆舒通电话，询问其对于外祖父的看法。薛汕是蔡力行当年的好友。张穆舒告诉胡锐颖：“薛汕生前说过，他（蔡力行）不是特务，不是叛徒，最多只能说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不是进步力量的叛徒。如果说一个特务专门出版进步刊物，来攻击国民党政府，那是绝大的笑话。”
而蔡力行永远不会听到这番话了。1999年，蔡力行死于车祸，终年83岁。经过医学解剖，医生发现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的器官，如同年轻人一般的“新健如常”，丝毫没有衰退的现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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