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怪兽角斗场”，屈颖妍渐渐明白家长过度保护孩子的背后，其实是在保护证书，保护分数，保护孩子的所谓“竞争力”。
她断言，如果大学学位能用子女童年的眼泪换回来，香港家长绝对趋之若鹜。就像导演张坚庭所说：香港一幢大厦，大抵有八成家长是虎妈。
香港有整套法律来对抗虐待儿童的行为，“打打手板也要被拉去坐牢”是许多家长挂在嘴边的话。但在屈颖妍看来，香港的孩子从背起书包去学习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承受精神虐待。小学生像棵圣诞树一样，身上挂满各种培训课的书包，每天超过10个小时地不停学习。
香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香港风采中学副校长何汉权曾说，在香港，大学本科（政府资助的大学）的入学率只有18%，精英教育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导。“精英教育一天不死，怪兽家长一日不灭。天下父母心，个个都有怪兽的脚印。”
在专家眼里，这些虎妈栽培孩子的“铁人计划”，培养了孩子的争胜心、必胜心，有时渐渐忘了一些胜负以外的心灵教导。接受“铁人计划”培训的孩子，看似样样懂，但原本最基本的生活和快乐的能力反而不懂。
在屈颖妍这个老记者看来，家长们该保护的不保护，不需要保护的却护得严严实实。
她举例子：一个老师强调上课一定要带琴谱，讲了许多次，仍有人当耳边风，于是老师规定，以后没带琴谱的不用上课，会立刻被赶走。有学生继续如是，老师唯有信守诺言，把他赶走。谁知道学生家长却跑来理论、投诉、大发脾气：“我付足了学费，你有什么权力赶我的孩子走？”
这个老师说，其实，那些父母应该多谢我才对，我们教琴之外也帮你教孩子啊，“可惜他们都不领情”。
屈颖妍感叹，这一代的孩子，懂得的技能很多，琴、棋、书、画、跆拳道、游泳……样样皆能，一屋子证书，却没有一张是学做人的。
孩子小的时候，做家长的最关心的是“干不干净”；等孩子长大了，父母的关注便迅速转移到“有什么用”上面去。比如，参加童子军，有什么用？学跳舞，有没有份去比赛？卖旗（香港慈善机构募集善款的一个重要渠道），会不会有人给记优点？入校队，升中学时会不会加分？参加交流团，有没有证书拿？在学校做义工，有什么好处吗？
家长帮孩子算计每一步，每一分。一次期末考试中途，有学生发现试卷的题目有错，于是监考老师决定找全班唯一一个已经完成试卷的学生A，到同年级的教室里向其他几个班的老师通报。
A拒绝了，原因是他打算再检查一遍试卷。老师坚持让他去，他再搪塞，如此往返，A向老师拒绝了3次，结果还是悻悻然跑到各个教室去通报。
回来再检查试卷时，他发现了一个错误，却没有时间改了。回家后，A为那丢掉的几分闷闷不乐，妈妈问了原因，立即向学校投诉。家长的理据是：为什么是我儿子，为什么不是B或者C？
在家长的一贯想法里，吃亏的事谁都不想做。但家长认识不到，孩子少了那几分，又多了些什么。
屈颖妍说，这些年，孩子们走得都比前人快，3岁已经学会上网，5岁便学会3种语言、4种乐器，7岁便懂得制作PowerPoint……但待人处事应有的态度却被遗忘了，或者应该说，是被牺牲掉了。
在她看来，许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而蒙蔽了是非与心灵。
不久前新闻说，香港康文署举办了一个阅读比赛，胜出的是一名小女孩，才5岁，一个暑假读了4277本书。屈颖妍说，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大概是家长帮孩子作假的结果，家长自己去图书馆借书，然后盖章签名，“证明”孩子都看过了。
屈颖妍还举例，有一次她女儿参加一个徽章设计大赛，女儿自己在一张纸上画，但另外一个胜出的小孩，居然把徽章设计图做成了Flash，用动画解释设计。后来那个小孩承认，Flash是他爸爸帮他做的。
“这怎么会是一个公平的比赛呢？但小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这个。”屈颖妍说，现在很多家长，只要牵涉到比赛，因为要拿奖状、证书，那爸爸妈妈一定会尽力去帮忙。
不知不觉，孩子实际上成了家长手上用来炫耀光彩与成就的大钻戒，大家都要自己的孩子闪闪发光。有一所学校要同学扮演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可由于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演小矮人，最后校方只好改写了故事，将之变成“8个白雪公主”。
这让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屈颖妍想起《病梅馆记》。千个孩子，本该有千种个性，但今日人人都被修剪成一模一样的病梅盆景，好看、值钱，却不健康。
“你的卖点就是没有证书”
瘦弱的屈颖妍想跟香港教育抗争下去。在旁人看来，她也的确比一般人多了些资本。比如，她有3个女儿，有3块试验田。
大女儿上小学时，这个自称很温柔的母亲变得越来越狂躁，一到下午4点，她准时变成“女巫”，她撕孩子的作业本，要求孩子成绩好。
可二女儿、小女儿上学时，她放松了很多。一次放学后，二女儿突然跟她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屈颖妍说：“为什么？”孩子说，因为同学听写没得100分，回去妈妈都要打要骂的，但你却没有。
她深深地感觉到，香港教育病入膏肓，家长变怪兽，怪兽逼港孩，大家都浮沉在教育漩涡中，半死不活。她说，如果允许，她相信百分之百的港孩都会逃学。
菲律宾香港人质惨剧发生后，大女儿看到电视台记者访问痛失父母的孤儿时，感叹说：“他们真好啊，不用上学了。”屈颖妍瞪大了眼睛问：你说什么？难道你宁愿用父母双亡来换一个不上学的机会？
这深深地刺激了屈颖妍。她一直等待着一个群组――反畸形教育。可她没等到，家长们边骂边随大流。连屈颖妍自己也暗叫，自己也不过是人群里不甘心又不敢造反的“蚁民”。
她的朋友说：如果香港有人搞反教育制度的游行，人数肯定超过50万。
屈颖妍答：好吧，那就由你发起吧！
朋友问：为什么不是你？
屈颖妍明白了，大学都是顺民，只能消极地反抗。但其实她自己非常期待香港教育来一场革命，要的不是孙明扬（香港教育局局长），是孙中山，推倒一切，重头再来。
明知这不可能，她只能凭一个母亲微弱的力量做些无力的反抗。暑假，她四处带女儿去旅游，希望看到孩子们平时在学校里所没有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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