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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是台北最好的季节之一。只要有空，我会沿街逛一个个书店。我发现，要了解台北的真正妙处，一定得越过它短暂的建城史。重庆南路的气息十分独特，从一排排胭脂般的招牌中，我瞥见了无数的书局、书店，甚至专买大陆简体书的书店。那些善待读书人的书店，就像疯长的青草，蔓延进了重庆南路附近的所有街道。我常在台北闹市区逛街，已经获得一种经验，无论是拐进哪条街道或小巷，你都可以指望撞见很不错的书店。台北车水马龙的街巷对书店的珍爱，真有如南京街巷对银行的珍爱。只需把南京街头迤迤俪俪的大小银行，全部置换成书店，就能复现在台北逛街的感觉。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台北的书店比银行多，而南京的银行比书店多。大概脑中塞满大陆经验，等到需要兑换台币才发现，在台北街头找银行并不容易。记得同去的友人，告诉我哪儿有台湾银行时，言语中明显有一种激动，那仿佛是穷尽了台北街巷以后的重大发现，如同南京友人告诉我某处有书店，那种高度重视的口气居然非常相象。有关台北的一些数字，我至今铭刻在心。它只有区区五百七十万人，却供应着数量惊人的大小书店、收费写作班和文学堂。比如，诚品书店在台北有难以置信的十八个分店，诚品敦南旗舰店的营业面积，是南京先锋书店旗舰店的两倍，同时敦南店实现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壮举。我想，一个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尊崇，才能支撑书店昼夜开门，开门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愿望，它一定用什么抓住了从欲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景仰，赶走了南京街头任由银行驰骋的金钱气。在大陆，知识分子往往对潮男潮女有一种贬低的看法，认为他们都是脑袋空空的花瓶，或物欲超载的皮囊。一到台北，潮男潮女在大陆的典型形象，居然变得令我难以辨认。在初秋深夜的敦南店，我看见潮男潮女们像黑白围棋子儿一样（穿黑白服饰的居多），填满了书店五层楼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抱着严肃书籍席地而坐，就像陷进了沼泽地，一坐不起。那时，在他们默默看书的静穆中，我忽然觉得他们与我是一丘之貉，仿佛生来就中了书的魔咒，终生与书不离不弃，同时体会到了时尚的另一种性格：书与时尚并非水与火，彼此不容。原来在台北时尚男女无以计数的美梦中，与书的邂逅并非巧合，他们每往前迈一步，依旧懂得对书籍抱着请其指点迷津的尊崇。而在南京的深夜，我只看见潮男潮女们快活地进出夜宵店、酒吧、舞厅。我甚至不敢预言，倘若南京也有昼夜开门的书店，那些潮男潮女会克服夜间其它娱乐的诱惑，纷纷涌进书店。选择昼夜开门的台北书店不只一处，正是深夜在街头潮水般涌动的时尚男女，使台北除了诚品敦南店，还拥有另外两家昼夜开门的书店：诚品京华店、台北车站的垫脚石书店。台北的阅读风气真令我想起大陆的八十年代。那时，也许刚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岁月，人们一时读书读得很疯狂，但不到十年，商业市场就像第三者插足进来，令刚刚被书籍武装起来的精神孤魂们，纷纷丢盔弃甲，曾热气腾腾的读书风气，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目前大陆只剩下考试书，还会在孩子和家长的心里闪闪发光……
记得有一天，我特意去台北的温罗汀，想见识传说中那些奇奇怪怪的小书店。我满意地从台师大附近的旧香居，逛到罗斯福路上的唐山书店、华政书局、雅舍二手书店、卖中医书的启业书局，再穿过罗斯福路，准备去诚品台大店时，一眼望见政大考试书店的招牌。当时，我相当抵触地停下脚步，想避开它。我难免把大陆考试书店的文化沙漠印象，强加给了它。大陆考试书店上架的大量应试书，基本否定了文化探索的可能。在大陆，我绝不会走进这样的考试书店。不过那天，想看看它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念头，让我没有看见招牌就逃走。乍看，它像个自闭者，缩在一间地下室，从曲折狭窄的入口通道下去，竟是占据着上千平方米的排排书架。大概是急于找到那些实用的考试书，我顽固地踱来踱去，最后发现事实非常简单：它只在店堂后面有一点考试书。原来台北的考试书店无意只扮演一个个模拟考场，只给学子们提供一些僵尸般的答案。书店作出了与大陆考试书店完全不同的选择，它竭力提供各类考试涉及的所有原著、参考书。说真的，这样的书店我也愿意在其中徜徉，浏览森林一般陈列的文学经典、哲学经典、科学经典……总之，它不像大陆考试书店，只向学子提供一块文化墓地，让学子历练抄写碑文的无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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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朴素帮台北把好了文化方向。这里并没有政府提出的文化重任要尽，这样文化之事就恢复了它的本色，无需让盛气凌人的政治等级进来搅局。不是说台北政府不给文化拨款，但他们拨得低声下气，甚至无声无息，他们就像献血的好心路人，献完就不再用自己的意愿支配那袋血。举例来说，近年《创世纪》杂志每年都接受文建会和台北文化局的资助，但《创世纪》没有任何要尽的义务，它给政府的唯一交代，是在杂志扉页印上“本刊荣获文建会、台北文化局补助出版”字样。政府愿意低下头来，当一只不喧宾夺主的低调甲虫，可以说是台北文化的福气。相反，大陆文化则被政府的文化拨款和义务压得透不过气，那些永无休止的公关应酬，令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象样的文化创造。文化原本是让孤独中的人享受创造，内心充满归属和安全感，那些从神奇想象产生的创造，使人们变得谦虚、敬畏、富有耐心。文化只是改变人生进程中的细节，并未改变人生尽头始终在望的死亡，但它能使人们有愉快走到尽头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人们就不会虚张声势或惶恐不安，言行举止也会充满宁静和纯净之感。如果说，我在大陆碰到的谦虚之人寥若晨星，那么在台北，我几乎碰到了一支谦虚的军队。不论碰到文化官员、报刊主编、文坛名家、商业大佬、学界巨擘、宗教圣贤等，他们都没有地位可能给他们戴上的虚假面具，没有把自己与普通人分裂开来，没有让平常心成为他们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记得有天晚上，台北诗人白灵发起的台湾诗学论坛请客，与会的大陆学者照着在大陆养成的尊卑次序，一齐拥到台北名家、主编跟前敬酒、搭话，独独没人搭理我身边坐着的一位老者。老者在喧嚣的敬酒声中，看起来是那么不显眼，真的像张爱玲所说，是“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完全成了酒宴上那些激动话语的省略号。大概是为一些大陆学者的功利感到害臊，我耐心和老者聊着天。我感到他心肠柔软，只是把话题耗在诗歌上，甚至没用一个字谈到他是谁，在做什么？直到酒宴快结束，宴请方才宣布这位老者想捐款，他捐给创世纪诗社和尔雅出版社的两笔现金红包，当场交到张默和隐地手上。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年挣数亿元的商业大富。若在大陆，这样的人早就横着走路、仰面坐着，竭力耍尽高人一等的派头。这个我不知其名的人，完全可以作为台北人的代表，作为我千番百次交游经验的总结。我认为，是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让台北人找到了自己，不用再像一个个孱弱的寄生蟹，非得给自己找个防卫用的大硬壳。记得有人告诉我，台北某著名诗人找大陆诗人签名时，竟虔敬地蹲在一旁，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感动。我知道大陆人通常会如何看待此行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大陆诗人能力的臣服，从而显出大陆人常有的得意和轻视。或者说，台北诗人恰恰犯了大陆人的忌讳，大陆人几乎把朴素、谦虚、低调等同于不自信，把尊贵、倨傲、叫嚣等同于自信。如果说奢华、倨傲、无礼是历史魔鬼留给大陆人的遗产，那么朴素、谦虚、有礼则是历史天使送给台北人的珍宝。习惯把自信建筑在权力、金钱、名气上的大陆人，一时半会还难以学会欣赏这些珍宝，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一元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设立的各种等级，哪怕只匆匆爬上一座小山丘，也会得意忘形。而朴素令台北人大不一样，那不是偏居一隅山民的朴素，是遍历繁盛之后懂得心灵应该停泊何处的朴素，它使人与人不用再靠冒充过活，使人与社会、与自然不用再靠辛酸的相互征服。记得有次在台北参加诗歌活动，结束时有十来人同时挤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际，一位台北作家忍不住冒出一句话：这么多人乘电梯就比较划算。她的话当时令我一震，令我挑剔的思绪豁然开朗，须臾间，我重新发现了台北，发现了老派节俭里的生态意味。我至今铭记着这句话，认为它像诗一样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节俭不仅不丢人还相当荣耀。
我搭飞机回南京的前几天，需要一些旧纸箱来装书，令我惊讶的是，台北所有超市都免费提供旧纸箱。记得有天晚上，我走进国际学舍附近的一家小超市，看见超市唯一的营业员（一个男孩）正干着重活，他要把一堆货物搬进库房。一开始，我没有打扰他，想等他把活干完。不过一感到我显然有事，他就停下手中的活。当弄清我需要一些旧纸箱，他仿佛忘了正在做的要事，马上进库去寻找。过了几分钟，他拎着几种不同形状的纸箱出来，但我嫌它们过于狭小，觉得每只纸箱装不了几本书。他二话不说，转身再次进库去寻找。这一次，我十分惊讶，十几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最后，他好不容易出来时，已经满头大汗，双手捧着几只更大的纸箱。显然，他没有因为是免费提供，就敷衍我。我缓缓走回学舍的路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若在大陆，大家会把他的行为视为高尚，高尚也意味赞美敬仰之余，普通人不认为自己能做到。我想单用高尚，难以解释男孩对待节俭的认真态度，难以解释国际学舍的电梯为什么不停二楼和负一层，难以解释作为公司老总的台北诗人方明，为什么更愿放弃开车或坐出租车，设法去挤地铁或公交车，难以解释为什么台北人用餐不允许自己剩下食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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