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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走在悠然行进的人流中，你若用色彩，便很难描述你的观察。这股或那股人流，都不是色彩斑斓的花园，不是眼花缭乱的万花筒。那些出行的女人，更不是来参加服装展览，她们的衣服乍看之下，都很朴素，仿佛是对花哨发出的逐客令。相比之下，一迈出冬季，大陆女人就像一个个竞相开屏的孔雀，像一个个走动的时装节、调色板、戏台，她们竭力炫耀舞台布景一般的色彩幻境，不管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平庸后果。台北人的服饰，与台北街头五光十色、挑逗眼球的招牌相比，简直就是美妙的安谧，他们就像贝壳把夺目的珍珠藏在体内，只让观者见到端庄美观的单色外壳。是的，他们喜欢单色，那是大陆人在冬季才表现出的服饰趣味，是屏弃了烁烁招展和荒诞搭配的单色，是把智慧藏于低调的单色，与台北人在路上的默然行进、在街头的井然排队，十分相称。
到台北的第二天，台北小说家许荣哲问我对台北的观感，我毫不犹豫说出“朴素”二字。大概朴素二字无法填满他的期待，我感到他隐约有点失落。我们（还有周晓枫、胡茗茗）在台北呆到快两个月时，许荣哲更为热切地问我观感是否有变？这时用“朴素”回答他的不只有我，还有周晓枫、胡茗茗。这时他才明白，“朴素”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祝贺，是在大陆行将消失的珍宝。许荣哲说，也有大陆来的作家说台北像巴黎，我和周晓枫都对此说嗤之以鼻。说真的，刚到台北的前一周，我简直不能容忍台北的旧败，满目旧楼凌乱得像一束束火苗，没有间距地挤作一团，映入眼帘的水泥楼板、立面，完全由一双没有美感的眼睛设计而成，仿佛一个个身处逆境的流浪汉，早已没有心思打理外表。我就像辨认出了大陆一座最大的县城，心里隐隐涌出失望。显然失望也悄悄侵入周晓枫、胡茗茗的心里，她们开始谈及归期，甚至认为在台北呆不到一个月，她们就会逃回大陆。也许去时带着对西方世界一样的想象和期待，一连串的意想不到令我们猝不及防。记得我从南京飞抵桃园机场时已近黄昏，借着那种最适合拍照的光线，我看见了丝毫没有化妆的台北。说真的，夕照中最壮观的，是许多旧楼楼顶的不锈钢圆柱塔，它们在貌似危房的楼群中居高临下，像一坨坨银锭，反射着美丽的银光。我伸头向来接我的女大学生询问，吓了一跳，那些银光闪闪的东西居然是水塔。对我而言，水塔代表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年代。二十年前，南京的所有楼顶都有水塔，是用水泥山墙围成的四方水塔，自从十年前，水厂加压提供直供水，所有楼房都告别了水塔。我很不情愿把台北想象成不能全面提供直供水的城市，不过眼见为实，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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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文教会安排我们住进国际学舍。这不是一家只提供住宿的普通旅店，五十多年的历史令它声名远播。每次只要搭出租车回国际学舍，我们都可以享受司机那探入它历史的侃侃而谈。它曾坐落在台北最具雄心的信义路，如今搬迁到了静谧的新北市大香山，与半个世纪前一样，它依旧是外国学者、留学生首选的落脚之地。记得耕莘的陈伟茵，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辨认哪儿是台北市，哪儿是新北市。我从未见过两座城市，是靠穿过市区的一条小河分界，宛如一块好端端的蛋糕，硬被刀子划出一道缝儿。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将那些难分难解的街区，硬分为台北市和新北市。直到翌日，我外出坐地铁（台北人称捷运），瞥见站台内的新北市英文译名，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新北市的全称是新台北市。说真的，新北市一点不新，没有名字暗示的改变台北旧貌的野心，它不过是把蚁群一般拥挤的旧楼群，囊括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名字里。与名字引诱的期待相反，我首先处处感受到的，仿佛是力疲气衰的旧。比如，国际学舍的电梯永远不停二楼和负一层。在大陆，没有哪家旅店会刻意省这点小钱，因为旅店不想给人吝啬的不良印象。当时我真有些不理解：“他们是想从牙缝剔出金子，真是老作派……”
记得刚住下的第二天，就遇到不便。我不能忍受客房电话基本是摆设，它根本打不出去，只能像收音机一样聆听台北友人的来电，或打给学舍其它房间。说真的，当时望着窗外的台北楼群，大陆宾馆的美好竟一时占据我的心窝。你也可以说是为了揽客，反正大陆宾馆的电话只需揿下“9”，就可以打市话或长途。大概为了强调台北手机费的昂贵，学舍服务员并不关心我是否有钱，直接劝我放弃使用手机。我惊讶于学舍一楼有一排银光闪闪的插卡电话机。大约二十年前，大陆曾兴起过打插卡电话的风潮，后来时过境迁，固定电话和新加入进来的手机，使插卡电话成了过眼烟云。我几乎怀着翻找儿时旧玩具的心情，从服务台买了一张电话卡……
万事开头难。要真正认识台北，必须要学会抵制开头观察的仓促。记得有位访台寥寥数日的大陆学者，只去台北美丽华兜了一圈，就得出结论：台北物价比大陆高。那时，我已在台北呆了一个多月，记忆中满是超市或各种店铺的物价。我马上回答：“怎么可能？除了交通费、通话费、房价，台北有些物价甚至比南京还低……”是的，经过一个多月千方百计探寻台北的真相，我已经有底气来斥责那些观察仓促的大陆客，他们就像成群的候鸟，只在台北停下歇歇脚，就匆匆飞走，却自认已经消化了一瞥之下的印象。说真的，来台数周，我才开始学会欣赏台北那没完没了的旧。记得台北诗人颜艾琳带我们去西门红楼听音乐的那天夜里，她把自己当火炬放在众人前面领路，带我们转遍了温罗汀。印象中我们来到一处已经败落的街区，颜艾琳指着街边遍体霉斑的老别墅，说已经人去楼空，房主们都去了国外。她强调这些房子一直荒废着好可惜。“是啊，好可惜。”我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差不多同时，忽然理解了是什么让台北的旧有这么大的力量。哪怕成片的街区荒废在那里，政府能做的只是维护街区的治安和卫生。私权在台北不是藏在袖筒里或门洞深处看不见的东西，它已经连缀成了成片的旧房，连缀成了多姿多彩的夜市，连缀成了几十年都安然无恙的爿爿小店或老街，使得最威严的政府也有容忍它们的胸怀。旧房的容貌哪怕再不合审美的眼睛，也不容许政府滥拆。哪怕是一处贫民窟，一旦疑心的房主不愿出售，政府也无法轻率处之。私权使台北免受“唯新是好”的压力，也让台北意外拯救了自己的历史。我经常在台北街头随性溜达，兴致勃勃找寻有历史典故的旧街旧居。说真的，能找到的旧街，没有一条可以和南京高淳的老街媲美。大陆的老街（凡在城建浪潮中幸存下来的），由于历史绵长悠久，真的像一本开化纸或棉连纸古书，可以迎合我们对古老一词的想象。如果大陆的无数古城古街古宅，没有被“唯新是好”的城建浪潮摧毁，也许我们的举止言行乃至灵魂，就不致给人无根游荡的印象。一旦像台北那样被满目的旧所包围，祖辈们用劳动积攒的成果，就能神奇地开阔眼界和胸怀，爱国无需再是靠教育支撑的精神。是的，台北对私权的看重，令台北的城市文化变得很明智，稍微有点历史的老宅、老街、名店、夜市、遗迹等，都保留了下来。那些不足百年，搁在南京可能会被铁锤和推土机对付的老房，搁在台北则成了呵护备至的文物，搭配的宣传也动人心弦。当然，由于得到拯救的老街历史一般不足百年，刚开始，在台北诗人方明、颜艾琳等介绍老街的自豪里，我没觉察到会有什么不同。当我带着在大陆培植的历史想象力，到达大稻埕的迪化老街，我忽然觉得，就老街而言，台北与大陆之别真有如美国与欧洲之别，迪化街有点被传说美化了。那是一些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其历史的三四层老楼，立面点缀着镂出希腊廊柱或罗马拱顶的浅浮雕，个别还拥有铸铁雕栏的阳台，建筑风格来自世纪初的西方折衷主义。这些西化别墅，当然无法与南京颐和路一带（1949年前那里曾是使馆区）的建筑相媲美。不过方明的介绍，却开启了我内心的另一份敬意。原来台北的财富起源于迪化街，它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虽然不是台北最繁华的闹市区，但据说台北九成大富佬都来自此地。“迪化街二代”早已不住迪化街，他们把事业拓到了台北别处，比如，亚洲最高的101大厦附近等。若在大陆，金钱可能会这样来救赎这条老街：不想被拆的个别老宅，一定像小媳妇一样，被崭新气派的大楼挤到一边。不管那些台北的大富佬多么有钱，不管那些憋在迪化老街的别墅，对他们早已多么没用，他们没有也不敢一拆了之。如同私权抑制了政府的肆意妄为，文物保护法的严格执行，也让金钱成为拆迁较力中的败将。是的，大富佬们没有损害迪化老街一根毫毛，没有毁灭台北人的历史自豪感，使台北从其并不深厚的历史，仍顽强地散发出渴求根深的历史气息。而在南京，政府在拆迁较力中，基本扮演一个胜券在握的常胜将军。记得有年开会，我与南京文物局某官员同居一室，大概对前一年南京拆掉一座明代清真寺感到愤怒，他一露面，我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没想到他脸上出现了委屈的表情，原来他也恨不得有谁能帮他一把。等他诉完苦，我安静了下来，在一片无奈的静默中，似乎听见了那座明代古寺的嘤嘤哭声。原来文物局在文物保护的部门较力中，也像百姓一样常常是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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