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国桢取代陈诚省主席一职的前前后后
陈诚将省主席职务让出给吴国桢一事，起因于美国方面的一个动作。1949年11月初，曾任美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忽然电约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赴美一行，台湾方面对此邀请寄望甚殷。郑介民应约赴美，归时带回一份重要文件，即美国海军上将白吉尔与郑介民的谈话记录，时间为1949年11月17日下午3时半，担任记录与翻译的为国民党政府驻美武官皮宗敢。其中最重要之点为，台湾如果对省政府进行改组，让吴国桢出任省主席，则美国将承诺恢复对台援助。
以下为白吉尔对郑介民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
关于防御台湾――我人（白氏自称，以下同）有以下之拟议：
（一）希望中国做到者，为改革台湾政治……希望台湾政府能代表各阶层各党派之利益，而非国民党一党专政……吾人认为陈诚将军之行政尚未成功，吴国桢先生在渝市及沪市之成就甚佳，美方认为彼为主持台政之理想人选……若吴氏主持台政，应给予彼完全之权力，以任用良好之干部……
（二）以上建议若能获得委员长之批准及支持，则美政府可以进行以下各事：
甲、派遣经济顾问团来台，协助台湾当局，计划办理工业、财政、商务、农业、行政诸事务，人数以不超过三十人为限。
乙、派遣非现役之军官，每军别约二十人及三十人来台，协助台湾海陆空军，策划办理补给计划、军队行政与训练诸项业务。但彼等不参加第一线作战指挥……
丙、物资方面
（A）陆军供给台湾孙立人部防卫军六个师之装备。
（B）海军供给海军巡逻舰十六艘。
（C）空军供给必要之零件材料及修理设备。
（D）供给少数之雷达站及军用通讯器材……
本人所以告知阁下者，即欲阁下转达蒋委员长可以于此时向美政府提出类似以上之请求。以上拟议系美国社会知名之士向本人及其他军政负责人所提出，而由我辈向美国当局提出。当局对此已作极友善及极感兴趣之考虑。若再由蒋委员长向当局提出类似之请求，必可收取相当成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台北“国史馆”，2005年，84-85页。《顾维钧回忆录》则称这次会谈的时间是11月19日，所记白吉尔谈话内容大致相同，惟个别细节有出入：援助海军的军舰是12艘而非16艘，并提到援助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替换已经证明为不适应局势的陈诚，人选最好是吴国桢……要给新的省主席以充分的权力”。（《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530-531页）否定陈诚的意思更明显。
对于当时惶惶不可终日，且将美国视为唯一救命稻草的蒋政权而言，读这段时间的《徐永昌日记》可以感受到，当时退台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对台湾到底能否守住十分关心，且大多抱悲观态度。1950年1月2日，徐晚饭后访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询其对保守台湾有无把握，谓，毫无。余以为应提供一守台必须之办法请蒋先生执行，不行即辞职，毋恋栈，自败而败国。渠以为应先提辞呈，不准时再提计划。答以更好。”（《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10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 页，1950年1月2日）“美国劝告台湾美侨速撤离台湾。”（7日）白崇禧对徐永昌谈及李宗仁“谓渠极不赞成其出国之举，询余李应如何是好。答以最好开诚团结，归做副总统，不然只有待万一台湾失败，期做将来之戴高乐。”（13日）白吉尔开出的这个条件确实是很有诱惑力的。12月初，郑介民返台，将此上呈时在成都的蒋介石，蒋让王世杰与陈诚先行商议。陈诚表示，就他个人及整个大局而言，他可以让出省主席一职，因为当前“财政上的负担确是很重，开源节流，均极困难，尤其是要完成反共抗俄大业，势非争取国际同情不可。如美国确能改变态度，对我援助，则凡美方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应加以考虑，而予以接受。绝不可为了我个人的进退，而关闭了中美合作之门。”〔14〕
蒋自成都返台后，与陈商量，为不失去这一机会，又避免万一“上当”太失脸面，省主席一职还是陈诚担任，而由吴国桢以省府秘书长的地位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负责处理省政。但次日蒋找王世杰、吴国桢谈话时，吴拒绝接受。蒋又找陈诚谈，陈“坚决表示愿意将台省主席职务完全辞去，以便吴氏可以单独负责。但总统始终迟疑，又接着连说：‘太冒险，太冒险。’商谈至此，遂算大致达到决定阶段，即准我辞去台省主席，而由吴国桢接充。不过总统对于财政方面还是很不放心，对于财政厅长一职，不主张遽易新人……但吴氏因为预谋已久，故即此亦不惜以去就力争。我也向总统建议，吴氏既不信任严家淦，以后恐难合作，不如由吴氏另找替人”。〔15〕于是12月15日正式公布了这一改组方案，21日履行了新旧交接仪式。
吴国桢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请美国兑现承诺。他会晤美国驻台总领事阿德格，托他转达美政府：台湾省政已依照美方意旨改组，希望美方履行诺言，从速援助。阿德格转电美国务院请示，美国务院“不独没有正面答复，且于23日秘密通令驻外各使领馆人员不得过问台湾内政”。 1950年1月5日，美总统及国务卿相继发表声明，强调对华政策并无变更，没有考虑对台军援。“一时外电纷传，人心惶恐，恍如大祸即将临头，岌岌不可终日。”〔16〕
为探明真相，当局乃电驻美“大使”顾维钧，令其就近探明具复。顾维钧将此意向美国务院主管外次提出后，美外次答称，所云已办各项改革“皆贵国当局应作之事。昨闻新任吴省长告美副武官谓美政府所希望各项新政，均已照办云云，不无误会。美政府之关注，只在贵国自动改善一切，俾于保卫台湾……并无其他意见云云。彼又询台湾军事方面有何改革，归谁统辖，闻海陆空司令各自行动，征用人民房屋物品，骚扰居民，省长无权过问，而孙立人将军拥虚名而无实权，故亦无法控制。长此以往，仍难望所办之改革发生效验。吴省长前任极困难之上海市长，成绩甚佳，但亦因受军事当局之牵制，不能尽量发挥其能力。此次当予以宽大职权”。〔17〕
按照顾维钧的回忆，顾维钧见美外次，即“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是在12月23 日下午。顾的回忆录所载相关内容比电报详细，但意思基本相同，其中关键的一段是：“吴国桢在同美国驻台湾助理武官谈话时曾说，美国政府期待中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已经办了。他（巴特沃思）不理解这一点，因为美国政府从未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步骤。它所感到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应该为台湾人民谋幸福，以保证他们的忠诚，从而巩固台湾抵御共产党入侵的防务。”〔18〕见国务院的人这样说，12月27日，顾维钧又让皮宗敢去找白吉尔，白吉尔反问他，为什么孙立人将军没有充分的实权，并且还有比他职位高的人干预他的工作，也即台湾的政治调整并没有真正到位。1950年1月1日，美国各报登载了一条“显然来自” 国务院方面的电讯，大意是杜鲁门总统不会改变其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他已裁决不派美国军队占领台湾；在向台湾提供一些政治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将不给予军事援助，但不会反对国民党政府雇用非官方顾问来帮助台湾。1月4日下午，在皮宗敢为白吉尔夫妇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白吉尔说，他在提出援华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决定不再介入，以免在同政府的关系中陷于尴尬地位，并暗示障碍在于国务院的反对。〔19〕
实际上，白吉尔的建议仅代表军方部分人的意见，包括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军方的意见并不能左右政府，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杜鲁门总统以及前国务卿马歇尔等人对蒋介石仍十分反感，并未改变不在军事上援助台湾的政策。他们乐于见到蒋介石、陈诚等强人将权力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优秀、开明、清廉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手中，这一点与军方部分将领的意见接近，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并没有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恢复对国民党军援的考虑。而且，美国政府一方面根本不承认有所谓承诺，二是包括军方在内对台湾当局政治调整的力度仍不满意，要求继续扩大他们所看好的吴国桢、孙立人的权限，极而言之，是最好能取代蒋介石的地位，以促使台湾政权进一步驶向符合美国人价值观的、也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轨道。这是一个如意算盘，但其实也是对中国独裁政治本质的认识终究还存在着隔膜的表现。
据美国有关情报机构1949年9月间的判断，陈诚是效忠蒋的，孙立人并不盲目效忠：“福摩萨有大约50万人的军队，包括6 万人的战斗部队。孙立人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并不盲目追随蒋介石，他现在是福摩萨战斗部队的总司令。毫无疑问忠于蒋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仍然控制着军事物资的供应，陈孙之间缺少合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孙立人也不能从福摩萨的贮备中获取足够的物资供应。”〔20〕美国人制作了一份国民党残余武装情况表，其中“效忠对象”一栏，陈诚、胡宗南、张群是“蒋介石”，白崇禧是“李宗仁”，马步芳、马鸿逵是“自己”，卢汉、薛岳、余汉谋是“不确定”。〔21〕建立于这种判断之上，明确说陈不合适，让陈下来，要吴、孙上去的美国人，意图究竟何在呢？他们对蒋的再生能力，对蒋在台改革，从而稳定台湾局势，抵御共产党攻击的能力毫无信心，而急于要培植一种能制衡，甚至取代蒋的力量，以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并被苏联所利用，对他们在远东以致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
陈诚让出省主席一职，及蒋介石同意此事，并不是因为吴国桢比陈诚更合适，而仅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让美国愿意向台湾提供援助。这种安排，本来就说明吴国桢缺乏像陈诚一样的权力基础。吴国桢在实力、权位、资望等许多方面都逊于陈诚，虽然在外有美国人撑腰，在内却应当算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省主席。但吴却做得非常强势和张扬，在1950年3月初蒋拟任用陈诚出任行政院院长的问题上，吴国桢竟以辞职来要挟，“吴国桢以辞修出掌行政院，其心不安，坚求辞职”。在陈“组阁”过程中，吴国桢坚持不合作态度，蒋介石再三规劝，有意让其担任副院长兼省主席，吴仍“坚执不允”。蒋又邀吴国桢夫妇聚餐，宋美龄也出面调解，“劝告其强勉忍耐，与陈合作”。3月11日，蒋陈最终确定名单后，吴国桢又突然“以财政部长不能与其省府合作，要求其自兼部长相胁”。“余以名单已定，而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告之，而彼仍要求不置，美使馆也间接表示支持国桢，心滋不怿，最后仍照原定名单提案通过，不管美国之态度如何也”。（参见陈红民、赵兴胜等《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29-32页。引号中内容为蒋介石1950年2月22日、3 月4日、3月11日日记）此处的“财政部长”是严家淦，即吴国桢数月前非要从省财政厅厅长任上拿下者。美国政府明确其拒绝对台军援的立场已近三个月了，吴国桢的分量并不像此前所传的那样重，用了吴，美援也没有来，不事事迁就吴，美国又能怎样呢？这是蒋介石“不管”的理由。其实，白吉尔“神话”落空之后，蒋介石这样对吴，已算够客气的了。这时，陈诚辞了省主席，摇身一变，成了行政院院长，恐怕也反映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可惜吴氏不察，还沉醉于有美国人撑腰的幻想中。这样，蒋吴决裂是迟早的事。果然，半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虽然还不是国民党人所迫切期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已经足够刺激美国人的神经，原来似乎遥不可及的美援应声而至，蒋介石不必再为乞求美援而必须用谁、不用谁了。这样一来，本来蒋也很欣赏，但经过美国人一闹变得好像是美国人硬塞给蒋，甚至要以之压蒋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在台湾政坛还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吗？
1949年12月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能够接受一个并非正式的美方提议，不惜将精心策划的退守台湾最为重要的人事布局之一加以更改，反映出其对美援的寄望与依赖之殷，也凸显了吴国桢出任此职所肩负的重任。如果美援因吴的出任如期而至，自然皆大欢喜，然而美援并未因此而来，吴却与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游戏规则背道而驰，与当时台湾政坛最核心的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均有分歧，当利用他以钓来美援的作用基本失去时，吴的政治行情必然会低于他获得省主席职位以前，甚至更糟糕得多，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据吴国桢回忆，陈诚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就“公开指责我用欺诈手段猎取省主席一职。按他的说法，我在美国掀起了对我的个人宣传，并骗使中央政府任命我为省主席，借口说任命之后美援就来。他这么说，我当然怒不可遏”。“从那以后，尽管他是行政院长，但由于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省政府，所以不管我制定什么计划，我就自行其是，不同他商量。”《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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