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股市暴跌为什么没人认为是金融危机?

　　当然，既然是市场，它自身也是有风险的，有涨就会有跌，而且业绩也会影响其股价的升降，但这个风险是有一定边界的。在这个边界之内，股价可能会像过山车那样上下波动，但它自身并不存在危机感。中国的股民知道投资有风险，但也知道这个风险是有底的，无论多坏的股，只要有这个“身份”在，总有翻盘的可能性，只要有坚持，就会有解套的一天。在这种情况下，股票价格猛跌，但同时不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便是合情合理的。

　　与此类似，中国的房地产虽然出现了大家所认为的泡沫，但是中国的住房价格，并没有出现急剧下跌。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比较稳定，而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中国不仅有身份制的结构，而且还有数量控制。

　　从秩序的角度来说，有着市场“身份”的中国住房有着高端“身份”。它在建造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许可证，而且还缴纳了很大一笔土地出让金。这种房子叫做有产权的房子，有着合格市场“身份”。这种房子在城市里往往和户口、教育等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与城市公共设施的便利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承载着标准的政府公共服务收益。所以，其“身份”金贵无比。

　　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很难买卖、或者买卖自身不受法律保护、容易发生纠纷的各种小产权房，还有产权受到限制的住房。这些住房的市场价值远远低于商品房。这种情况有点像企业产权市场，商品房相当于是上市公司。按道理，这种商品房市场的价格也会像股票市场那样，有大涨大跌的可能性，但因为政府规定每家只能购买两套住房，而且有繁重的交易成本，所以其流动性相对不足，住房市场的价格也就表现为时而疯长，时而停滞不前，而且远远高于大家预期的合理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很大，但总是不破，也不会导致房地产崩盘所引起的金融危机。

　　接着是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近些年都债台高筑，2015年赤字规模1.62万亿元，当年GDP67.67万亿，赤字率2.3%，不到3%警戒线。2015年中央和地方债务总量26.2万元，政府总负债率是38.7%，低于欧盟60%的红线。地方政府2015年年底债务余额16万亿元，负债率 23.6%，远超美国地方政府13%~16%上限，接近加拿大25%上限。这些数字只是保守估计，如果加上未列入预算的债务——包括政府投资平台以企业方式举借的债务以及社保空账，估计债务量会大大提升。而中国企业债务则更为惊人：标准普尔认为，中国企业债务总量在2013年已经超过美国的企业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4.2万亿美元(美国是13.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很快会达到20万亿美元。标准普尔警告，中国债务危机的风险高于A股市场。

　　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法律上是禁止地方政府借债的，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举债可以说已经失控。对于企业融资虽然有法律管制，但管制相对较松。在这个领域，其治理结构也是身份制的帝国秩序，但因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GDP增长就是硬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身份特权的管制，即使是数量管制，在这个领域也已经失效。在这个领域，中国政府应该说依靠身份和数量管制，也可以重新控制债务风险，甚至控制企业的债务风险，但因为这种控制很容易导致投资下降，导致经济硬着陆，所以失控是必然的。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控制的风险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直到导致严重的违约产生，并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在中国历史上，良好的治理，是着眼于大同社会的治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共治理。但这只是理想，付诸实践的却是小康社会的理念。小康社会的治理结构是帝国等级身份制的治理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治国。这是封闭的原始秩序加上封闭的帝国秩序。这种秩序内在的治理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

　　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冲击了这一套治理结构。但中国的市场还是处于这个治理结构中，也就是鸟笼中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股票市场、房产市场，都是身份制结构的。这使得中国的市场一直没有开放市场下政府干预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但中国市场的危机还是存在的，即使在小康社会的治理结构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政府也无法依靠这套治理结构控制债务规模。中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不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即使股票市场像过山车那样颠簸。房地产市场充斥更多泡沫。但是，如果债务的规模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就很可能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

　　所以，中国的金融危机，其实不是市场的危机。西方的金融危机，是政府不当干预的危机。中国的金融危机，是治理的危机。中国目前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虽然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但其治理结构自身就是危机，因为它扼杀了市场的发展，它毁掉了大批的好企业和好资产，埋没了其市场价值。中国的债务危机本身就是治理结构的危机。这种基于身份制的封闭的治理结构，如果要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不断增加债务规模，直到支付违约情况大量发生，导致债务危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危机现在没有发生，但治理结构上的危机则已经发生了。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所以，中国金融危机发生与否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治理结构，以及治道变革。治理的危机，比金融危机本身更为根本。股票市场应该彻底天下为公，加快从审核制转变为注册制，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房地产市场要推进房地产“身份”统一，房地产无数种“身份”的时代早该结束了，而数量控制，更需要取消。债务市场也是如此，要通过发展债务市场的内生监控，让风险高的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高昂。金融市场的其它方面，比如保险市场、期货市场等等，也需要实行相应的治道变革。而对于政府来说，尤其是需要建立公共治理之道，而不能死守身份等级的治理之道。

　　本文转载自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毛寿龙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