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
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
许戈辉：商务部部长。
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
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
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
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
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
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
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
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
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
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
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
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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